那是夏末秋初的季节。深夜，小宝宝突然哭闹不休，想尽一切办法也不能制止，无奈之下江文叫来上灶的王阿姨前来看看是怎么回事。王阿姨在宝宝头上一抹：“哎呀，孩子发烧啊。快去卫生院看看。”于是江文和王阿姨抱着宝宝前往乡卫生院看病。大夫看了后交代说：“孩子得了急性肺炎，须马上去县医院住院治疗。”江文一听惊呆了！她抬手一看，才临晨三点，怎么去县医院哪？王阿姨也着了急，忙问大夫：“咱们卫生院看不了吗？”大夫回答：“孩子得的是重症肺炎，得马上输液，咱医院没条件。”江文一听急得直哭，一时没了主意。这里既没班车、又没出租车，这可怎么办啊？大夫和王阿姨合计之后想了两个办法。首先，暂时给孩子打点针，之后试着叫县医院的救护车，看有没有效果。如果这样不行，就得抱上孩子往三十里外的十字路口走，到那乘早晨过来的第一趟班车，除此之外再没别的办法。给孩子搞完治疗后王阿姨照看着孩子，江文和大夫到邮电所分别给县医院和周磊打电话。接通县医院电话后回答是：救护车出差去了，没到医院。大夫听了后气愤地说：“我就知道救护车靠不住。现在的救护车就根本不是救护车，而是领导的专车。”他看了看江文又说：“还是通知周磊，按第二个办法办吧。”
江文王阿姨做了仓促准备后抱上宝宝急忙往十字路口赶，争取在六点钟前赶到那里，以免延误班车。双方终于在六点钟前到达十字路口。这时候江文已是筋疲力尽，两脚也已磨破。但是他们向周围群众一大听，一个震耳欲聋的坏消息道在他们面前：一天一次的班车昨天下午就根本没发。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继续抱着孩子往距此二十多里的西镇赶，到那以后就有每二小时一次的班车。王阿姨回去了，江文和周磊抱着孩子急急忙忙地又上了路。江文已经顾不上脚痛，更感觉不到疲乏。当他们艰难地赶到西镇时又是一个悲痛欲绝的坏消息：这班班车刚走了不到十分钟。这就意味着还得等两个小时才能乘上班车。这时已是上午十点多钟，无奈之下他两解开宝宝的包单，看看孩子怎样。结果一看孩子呼吸急促、全身发紫、昏迷不醒。江文急得放声大哭，周磊急得额头冒汗。周围的人们见状都围了过来，一位拖拉机师傅看了看孩子的情况，便说孩子一分钟也不能耽误了，我家有拖拉机，就在附近，我送你们去县医院。江文一听“扑嗵”一声一下子就跪在了师傅面前。
孩子两个小时以后终于进了县医院，此时已经奄奄一息。儿科主任一看，训斥道：“孩子成了这样，怎么才到？”便急速将孩子领进急救室，经三个多小时的抢救，宝宝才脱离危险。
这次为宝宝看病，使江文又一次尝到了农村人生活的艰辛。她还清楚地记得，在她结婚的第二年，父亲府得了急性胃穿孔，因医疗条件和交通条件的限制，由村转到乡，再由乡转到县的途中死于非命的经过；父亲给她讲述的母亲生了她之后得了产后出血，死与去医院的途中；以及周磊唯一的亲人——母亲去沟里挑水时不慎掉入悬崖而死的悲惨经历。这一切的一切，使她不寒而凓。她更加坚定了今生今世不离开农村誓不为人的信心。
为了这个信念，她按照老校长说的那样拼命地工作，终于在年底、也就是她来到这所学校的第二年年底，又一次和周磊双双蹬上了全县十佳教师领奖台。领完奖后他们和那年一样，住进了那年住过的旅舍，其目的也和那年一样，为了工作调动。这次他们知道，光靠摆弄成绩、给局长说说是不行的。他两痛心的准备了两人两个月的工资，来到县烟酒公司批发部，购置了两条高档烟、两瓶高级酒回到旅社，用事先准备好的小包仔细地装进去，他们想方设法装的既不能显得小包饱满，让人一看你就是送礼的；也不能叫人看着包是空的，让局长认为你提的是办公包而不是礼包。装好之后周磊先去探视局长的住处。他经过到局里局外几个人跟前打听，得到可靠消息，局长一般在晚上八点之后就去办公楼二0一房间休息。他马上返回旅社，七点五十分准时出发，估计十分钟就可以到达教育局。
周磊提着礼包忐忑不安的朝教育局方向走去。冬天的晚八点，乡下早已是夜深人静，大多数人已经入睡。可城里依然人来人往，还丝毫没有夜的气息。周磊提着礼品包走到教育局门口时已经心跳肉颤。他怕见到熟人说他给局长送礼，他更怕局长不领情，把他拒之门外。他忧心忡忡地四周环顾了一下，幸好还没有人，就赶紧进了楼门，用轻轻的脚步颤颤危危地踏上楼台。开放的走道上明亮的路灯照得他象老鼠一样整个身子直往一块缩。他刚要举手敲门，却突然听到里面传出声音：“来就行了吗，还拿这干什么？”“我爸说，他本来要亲自登门拜访，可公务繁忙、脱不开身，让我一定代他向您问个好，日后再来看您！”“哎，客气什么，不就调动这么点小事吗。回去告诉你爸，他的事就是我的事，十天之后准时到县城上班——”
周磊一听里面还有人，就赶紧转身下了楼。这栋楼正好沿街，他出了教育局大门后在街道对面树下的一个墙角跟前站下，那里被树阴和墙遮住了路灯，不易被过往的人看见。正好也面对局长宿舍的窗户。他紧盯着教育局的大门，看见有人出去后就准备上去。可他等阿等阿，等了有四十多分钟还不见人出来。但是二0一房间的灯还亮着，他断定里面的人还没走，他就继续等。他站在那里，时不时地有人从他跟前经过，用疑惑的眼光眺望他，可能怀疑他是小偷或者什么坏人。他也顾不了那些，只是专心的注视着教育局的大门。忽然他眼睛一亮，看见两个年轻人走出了教育局的大门。一个说：“局长还请客气的。”另一方个说：“他什么东西，本来就一个电话的事，可爸硬要亲自上门——”周磊也顾不得继续往下听，赶紧提上包穿过街道，生怕局长闭门息灯。他迅速上了楼梯，一看局长的门还开着便心理暗自欢喜。他三步并两步地走到局长办公室门前，看见局长提着扫帚准备扫地，他一边进门一边怯参参地问候局长：“局长，您好！”局长一看他手里提着的包，知道他干什么来了，横在门口挡住进去的道，很不客气地说：“你干啥呀？”周磊结结吧吧地说：“局长，我想给您说几句话！”“去、去、去，有什么事明天再说。”边说边把他推到楼道里。“啪”一声关上了门。周磊脑子里“嗡”地一下，几乎晕倒在地。他镇静了片刻，急忙灰留留地下了楼。此时他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所措。他出了教育局大门后没有马上走远，仍旧来到他先前站立了的墙角下。他回过神来想想该怎么办？二次上去吧，显然不行了。不去吧，眼看就没机会了。他越想越心中无数。他回去怎么向江文交代呢？他没有勇气马上回到旅社，于是沿环城公路绕了个大圈，等回到旅社时已是晚十一电钟。迫不及待的江文一看他提着的包仍然沉甸甸的，便大惊失色：“怎么会这样呢？！”顷刻，气急败坏，大骂周磊：“你这个废物，给人连礼都送不出去——”周磊懊悔不已，一头扎进被窝里失声痛哭。
这次调动文件里自然没有他两。
从这次办事过程中，江文算是看透了周磊。他除过教书之外别的什么都干不了，没一点“本事”。她回想起他平时交往的人尽是些不屑之徒，他见了大小的官员就象小学生见了班主任，缩头缩脚、躲躲闪闪。或有什么事情和官员们谈话时总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这样的人终究有何出息，靠这样的人想改变自己的生存处境真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她一边思考一边浏览手中的报纸。一个不显眼的题目“劳模竟成了盗车贼”吸引了她的视线。报道的是北京某厂八十年代初期，一个年轻小伙子被评为全国劳模，他披红戴花，多次在全厂工人大会上领奖，当时荣耀至及，吸引了全厂各个车间的姑娘追求她。姑娘们明争暗斗，为了这个劳模费尽了心机，结果被荣为“厂花”的一个姑娘争去，其他姑娘只能望模兴叹。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工厂工人纷纷下岗，纯朴老实的劳模既不会走后门、又没有关系，他就率先下了岗，随之爱人就跟着下了岗。失去经济收入的他为了维持家庭生计，想尽了一切办法：做生意、下苦力来维持一家三口人的生活。但终因无心眼而挣不到钱、眼看要家破人散。无奈之下他想一下策，第一次做起了盗车的买卖。他这样的人能捣去别人的车吗！车还没盗成就被警察送进了看守所。最终妻子嫌他无能而和他“拜”了。江文对着则报道颇有感触，她沉思了良久，念叨了一句——他，不就是周磊吗？！
此后江文再也没有和周磊来往过，周磊也自知无能，觉得没脸面再见周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