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林原来是生产大队长兼党支部书记，大跃进时，他成为突击营营长。反右倾以后，他到生产队包点，就回到了他家所在的生产队，成了有三百多号人吃饭的生产队长。

　　公社化时期，生产队建立了公共食堂。这时，从1954年开始的定量政策一度开放。每个食堂都不定量，敞开了肚皮吃饭，而且吃饭不要钱。当时的口号是：“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这时，食堂的地上常常看得见摔在地下的吃不完的馍。许多不懂事的孩子，还把粮食拿来打仗。人们认定进入公社化，就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到了共产主义，就再也不愁吃、不愁穿了。可惜，好景不长，贮备的粮食几下被吃空，于是又开始定量。先是主劳一斤，副劳八两，其余的人统统半斤。粮食越来越少，以后就只能主劳半斤，其余的人三两。再后来就只能每人每天平均二两粮食。生产队一天吃两顿，每顿吃一两粮。这就成了当时某些生产队的人吊命粮。公共食堂将这点粮搅成糊，掺些牛皮菜、青菜之类，成了当时人们用来维持生命的大锅汤。说老实话，真要靠那点大锅汤吊命，是不可能的。不过，重新定量起，想活命的农民，就知道粮食的可贵。他们在收获庄稼时，有意地自我贮存部份粮食，这就是后来追查的瞒产私分。有人白天收获时，有意将粮食一堆堆地撒在地上，到了晚上，又暗暗将粮食弄回自己家里。这样，许多人户，都私自贮存了一些粮食。公共食堂建立后，上面规定不准私自烧火，白天动火烟，容易被人发现，人们自然不敢白天烧火。夜晚更深人静，人们就把自己贮存的粮食推成粉，加上从山上弄回来的蕨鸡根粉，和水芹菜、鹅香草之类的野菜，全家人就可饱饱吃一顿。这样，许多人就度过了当时的难关。

　　陈德林是个老实的队长，他当然不懂得这一套，他家屋中并没有贮存粮食。好在，他们生产队过汤汤关的时间很短，大约只有半个多月。开始每人每天二两粮时，许多人户，家中有粮，对于食堂那点粮食，并没有十分计较。每顿打大锅汤时，炊事员们就有意给他多打了一些。看着他一家人十分可怜，炊事员又暗地给了他老婆一些熟食品。这样，在十多天里，他全家勉强过得去。随着有人的贮备粮食用得差不多了，有的人又怕他们的秘密被发现，人们就开始对那二两吊命粮计较起来。为了粮食，骂炊事员不公正，与炊事员吵嘴打架的多了起来。陈德林是生产队长，为人公正，深得大家信任。炊事员为减少麻烦，每顿吃饭，就让他来执瓢。他看着有些实在可怜的人，就有意多舀了些与他们。舀到后来就没有了。连续两天，他都没打着大锅汤，都空着砂锅回家。昨天，妻子问他为什么没有拿到口粮，他撒了一个谎，说是食堂的粮食一时接不上，没有开伙。今天，他还能继续撒谎吗？他只有如实地说了。妻子，在两天没见过粮食的情况下，与他吵了起来。

　　当时的情况，人们虽是十分饥饿，却没有人敢说个饿字。谁说吃不饱，谁就在攻击公共食堂。攻击公共食堂，就是攻击人民公社，就是攻击共产主义，就是反革命。所以，上面有人问起吃得饱不，每个人总说吃得饱，而且吃得好。说到生产队有没有粮食时，人们总说年年增产，粮食是吃不完的。这样，为求得政绩，许多生产队干部，总是一个劲地向上虚报产量，才免去成为右倾。陈德林从大队降到生产队当队长，就与他不会虚报有关。

　　人们开始浮肿了，有些人是打肿脸来充胖子，浮肿来象胖官一样。没有浮肿的人，却瘦得来皮包骨头。生产队开开始死人了，先死了一些老弱，接着一些青壮年也相继死去。一个同陈德林一起，从朝鲜前线转业回来的转业军人，与他共事多年的生产队民兵连长，也在饥饿中死去。陈德林对此感觉可怕，他认为，他有责任将此种真实情况反映给上级。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代表，上面若知道了这种真实情况，绝不会不过问这种事。于是，他决定找公社党委，将生产队的真实情况向公社党委书记作汇报。

　　公社党委书记刘培德，与他是同一天入党的老党员，他们是老熟人。他在公社找到了刘培德，将生产队的情况向刘书记作了汇报，希望公社能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粮食问题。刘书记把手一摊说：“老陈，你我都是老同志，你不应该只看着你们一个小小生产队。你所说的这种情况，不是一个生产队才有，我们对这一切都十分清楚。然而，我们没有其它办法。现在，国家有困难啊！大跃进，劳力都炼钢铁去了，许多粮食烂在地里，没有收回来，县上的贮备粮都用光了。全国连续的自然灾害，使农业大大欠收，粮食，粮食，就成了大问题。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专家，撕毁合同，逼迫我们还债，更给我们国家雪上加霜，国家正处于极度困难的时期，我们就只能靠我们每个人勒紧肚皮过日子，以度过难关。毛主席说：”要奋斗，就要有牺牲。“为了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就得识大体，顾大局，一切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这种情况下，局部的牺牲是避免不了的。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困难总是有的。只要我们能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共产主义就会在我们这一辈人会实现。正如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应当对我们的事业充满信心。”这些道理，对陈德林来说，不知听过千百遍。可是，道理管道理，肚皮管肚皮，其它困难，那是容易克服的，这肚皮，这三百多号人张口就得问他要吃，又怎么去克服？他是三百多号人的当家人，每天公共食堂，总得要拿米下锅，这粮食，这粮食，又到什么地方去找呢？这是最大的实际困难。最初，他想找到上级，上级一定会为他们想办法，他却没有想到，公社也没有办法。他是抱着无限希望而来，却是带着无限惆怅而归。可是，他总不能不管这三百多人的死活，无论如何，他还得想其它办法。

　　跟着党走准没错，这是多年以来，他体会出来的真理。作为共产党员，从他入党那天起，就总是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他屋中的奖状，几乎挂满了整个堂屋。不过，从反右倾以来，他就感到这工作越来越难做。难道是他违背了党的指示，没有尽力作好工作吗？他又觉得自己一直是勤勤恳恳按党的方针政策在努力工作。这是怎么一回事，对此他一直没有想通，为什么越努力工作，越出毛病呢？不过，无论如何，他得为他的生产队的三百多号人负责啊！无论如何，他得想出法子，所以，在回家的路上，他愁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