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行，不分白天黑夜。

　　游行，不管学校、机关、工厂和农村。

　　游行，无论男女和老幼。

　　红旗、呼喊、愤怒和失控，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荡漾。

　　王春翻墙采桑叶，眼前是花花绿绿的大字报。大学生们喜欢黄颜色的旧军装，他们卷起衣袖，把黄、白、粉、绿的纸张铺在桌子上，然后，手拿毛笔，点沾墨汁，不假思索，一口作气，“打倒XXX！”的标语，用不着十分钟的光景就全部搞定了。接着他们将写好字的纸张从地上拿起，把白面粉攉水放在锅里和铁桶里煮成的浆糊，倒在洗脸盆里，随后抄起一个扫把，往盆里一沾，在大字报背后划一个斜十字，往墙上一铺，再抓起一把干净的扫把上下左右使劲儿一刷，齐活儿。墙上贴满了，他们又想出一招儿，在树与树之间拉上几根粗粗的铁丝，把大字报往上一折，一挂，再用四个曲别针一夹，大字报就挂住了。每个写完标语和贴完大字报的人，总会站在离它们一米左右远的地方，或者将双手放在身后，或者把双手抱在胸前，得意地欣赏自己的杰作。再后来，这样的事情他们干多了，也就顾不了那么多。字是歪七扭八的，半天认不出个字来。面糊糊用不起，改用黄泥水。这样怎么行呢？纸刚贴上，人一转身，就被大风刮起了角。那些刚刚挂在铁丝上的大字报，没有等人转过身，就被一阵狂风吹飞了，飞得满校园都是。

　　为了造声势，所有的单位都安装了大喇叭，白天叫，晚上喊，深夜闹，搞得整个城市乌烟瘴气，鸡犬狂鸣。大学里、机关里、工厂里、公社里、商店里，反正有人的地方就有大喇叭的声音。一会儿喊口号，一会儿唱语录歌，折腾到晚上都不停。那声音，烦得麻雀都不得安生，它们烦躁地在树枝和屋檐处上窜下跳。

　　后来，又兴起了游街。每天都会出现很多脖子上挂块“反革命”、“走资派”、“保皇派”、“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特务”之类牌子，头上戴着写上字的纸高帽，双手被反绑身后的老年、中年和青年男女。这些人在一群胳膊上挂块红布的男女青年蔟拥下，跌跌撞撞地往前走。或者是绕大圈走，或者是绕小圈走，没两三个钟头是不会停下来的。脖子上挂牌的人有的半路跌倒，就会被那群男女青年拽起来，继续随队前行。也有的人跌倒了，再也没有爬起来，最后只好用担架抬走。

　　王春家住筒子楼，全楼上下就那么一台公用电话，正好在放在他家门外的小木架子上。以前，只要电话铃一响，他就装聋作傻，既不接电话，也不喊人，更不愿意帮人传话，他嫌累。现在，这个电话却被一个学者独占了。每天，他就会把电话机的听筒顺着电话线拉到自己的房间里，电话机却原封不动地放在楼道的支架上，然后将门关得严严实实，每次一讲就是整整一个上午，连有人站在他的门口，他都不知道。电话打完后，他总是满脸煞白的，一声不吭，将发烫发热的电话机听筒挂在黑色的机座上。

　　像往常秋天开学一样，不情愿的王春斜挂着书包，脑袋搭拉着朝那座青砖大楼走去。

　　“不用上学啦！”

　　“我们又可以接着玩啦！”

　　从学校门口返回来的学生们跑着、跳着，把书包里面的书本抛到天空。王春一楞，赶紧加快脚步，跑到学校那紧闭的大门前，上面贴着一张已经发黄的通知。内容如下：

　　通知

　　接中央文革小组指示，学校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停课闹革命。

　　此致

　　革命的敬礼

　　1966年8月26日

　　王春长长地喘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