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我们来到了深圳,就是脚下的这片土地。关于深圳,我觉得可讲的地方很多。这城市给我的印象首先是大。从进入市区到我们要去的目的地,大概汽车不停地行驶了将近五个小时。汽车是长筒似的中巴,实际载客量超出规定载客量大概两倍不止,又闷又热,不能不令人产生一种英雄气短的感觉。出发之前,小务联系了他的一个堂哥,小务堂哥已在深圳打拼多年,我们初来乍到,自然要去投奔他。小务堂哥见到我俩时,分别给了一个深情的拥抱,并大方地让出了一周的时间陪我们四处游玩。深圳管下有六个区,这大家都知道,而我们的那七天,就是不断地穿梭于六区之间。小务堂哥也常常向我们感叹深圳的大,自己的小。小务表哥有句口头禅,就是:深圳真他妈的大呀。其次是雨。雨下得特别多,而且频繁,基本上每周都要下几场老天方才尽兴。因此很多时间,我们下班,只能呆在男工宿舍里,足不出户,蒙头大睡。睡不着的时候,拉上三五人,打纸牌,砸金花。纸牌也打得无聊了,就看看大部头的武侠小说,或者不厌其烦地抄着手机乱发短信。最后是人。人口众多,密度甚高。街头巷尾,来来往往,人头攒动,黑压压,乱哄哄。并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当地人寥若晨星,放眼望去,几乎都是外地人。为什么这么说,无奈口音太杂啊。
说到口音,我可以跟你聊上三天三夜。我出生在安徽北部,众所周知,安徽境内横亘了一条长江,长江像把大刀,把安徽一分为二,长江以北是北方,同理,长江以南则是南方。也就是说,我是北方人。我说我是北方人的意思是为了引出北方口音,北方口音和南方口音自然大为不同。当然,这只是笼统地概括。比如说北方人说话比较“硬”,南方人说话比方“软”;北方人说话大大咧咧,南方人说话细声细气。不过肯定也有相通的地方,上学的时候老师在课堂上教导我们说,论人论事,万不可以偏盖全,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生长的那座城市与河南省比邻,因此我不幸染上了河南口音。众所周知,河南话很土,更有人说,它土得掉渣。而事实确是如此。我不喜欢我满嘴的河南话,可我扔把它当作我的母语,或是乡音。但在很多公众场合,或是跟南方的朋友私下里聊天,我都不肯承认我说的是河南话,我的借口是,我是安徽人,我讲的当然是安徽话——似乎我的借口无可挑剔,可是我比谁都明白,我说的就是河南话,尽管与真正的河南人说出的有那么一点点小差异。
实不相瞒,我曾苦练普通话一百天。我每天听广播,我相信播音员们的普通话再标准不过。同事们不能理解我,他们都觉得我很可笑,因为我老是拿着腔调跟他们说话。我真是没办法,不知道该说什么话才好。这就好比邯郸学步,学到后来竟忘了自己原来是怎么走。
小务堂哥是这样的,他在我们公司混了一个部门主管,官职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关于这个部门主管,小务堂哥向我们诉苦说,不好弄。不好弄的意思就是不好当。并且事先他为这个职位的获得苦熬了三年。即使现在梦想成真,他也不得其乐。我们能看到的,他每天都很忙,或者说每天都忙到很晚。下班的时候有时候是十点,有时候是十一点,有时候是十二点。甚至更晚。大家不妨算算,一天二十四小时,他的工作时间要占去最少十四个小时。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小务堂哥并不喜欢这份工作,这个职位,小务堂哥过得并不快乐。
小务还有个堂嫂,或者说准堂嫂,也就是小务堂哥的老婆,或者说准老婆。他们的关系是恋人关系,他们干的却是夫妻勾当。这很正常,后来我和小务也纷纷效仿他们,先是小务和他的女友,然后是我和我的女友,婚前同居,其乐融融。关于这层关系,用小务堂哥的话说就是,先上车后补票。
小务堂哥和堂嫂外宿,也就是住在公司外面。我和小务由于经济紧张,万般无奈只能住进集体宿舍。前文我有提到过,我来到深圳,进了一家电子厂(顺便提一句,是小务堂哥把我们弄进去的)。电子厂(称之为公司也未偿不可)这个称呼是大家的一般性的很随性的一个称呼,比如两个久未谋面的乡党在深圳的一个街头偶遇,我们模拟一下他们的对话应该如下:
——哟,这不是你吗?
——呃,是我是我。
——最近怎么样,进厂了没?
——进了,进了。
——进了啥厂?
——电子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