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我当时很害怕，电视里死人的情节发生在自己最亲近的人的身上，这使我一时还无法接受，我宁愿相信是我的幻视、幻听。后来这一幕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不时浮现于脑际，使我愈加坚信自己是个罪人，且罪不可赦。

　　母亲死后的第三天，语文老师布置了一道作文，题目是：《我最难忘的一件事》。我不假思索用我那稚拙青涩的文笔平铺直叙了这件事情。我至今记得作文的开头这样写道：我最难忘的一件事儿发生在前天，我妈妈跟人吵架，人家人多，我妈人少，没吵过人家，回家喝了农一清（一种农药牌子），没喝完就死了。这篇作文交上去之后出乎意料地得了个“甲”，被老师当作了范文贴在教室后面的“学习园地”中，供全班同学观摩效仿。老师的批语是：感情细腻，立意独到，无错别字。作者有小说家的潜力。

　　“小说家”这三个字第一次进入我的大脑记忆。我的欣喜可想而知。我迅速忘记了母亲离世所带来的茫然和悲痛，沉浸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赞扬和羡慕中。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赞扬和羡慕，也是母亲的离世逝所带来的。

　　母亲死后，为人老实巴交沉默寡言的父亲把我送到了外婆家，由外婆代为抚养。父亲只身去了外地打工，我也开始了我的独特的童年生活。现在我说我的童年是灰色的，其实一点也不夸张，痛失生母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那时的天空总是灰蒙蒙，一年中难见晴天，甚至在夏季，也很少看到太阳。这其实都不是我要说的重点，我要说的重点是，父母都不在身边的漫长岁月里，我养成了一个极其容易伤春悲秋的坏习惯，且这种习惯一直延续至今。伤春悲秋说白了就是林黛玉式的多愁善感，直觉上不是男人该做的事儿。它具体表现在，喜欢白天，不喜欢黑夜；喜欢静思，不喜欢热闹；喜欢独处，不喜欢群居。还有就是悲观厌世、动辄掉几滴眼泪儿。这些表现反应在我身上，有时面面具到，有时又有所不同。不同的地方在于，我从七岁至现在，从未掉过一滴眼泪儿，如果吃辣椒辣出来的和被黄烟熏出来的不算在内的话。

　　关于多愁善感，也可以理解为，我有了一颗比害羞草还要敏感的内心。我越是不说话也越代表着我有很多话要说，表面上越是若无其事，肚子里越波涛汹涌。是的，我对什么都抱有想法，对人对物都有我所想发表的看法。然而不幸的是，现实生活中，没有人在意或在乎过我的看法。他们不在乎，他们不听我的，他们当我是空气当我不存在。但是我必须说话，我不能被剥夺去我的话语权，于是我发展了我的天赋，我开始了我的写作。

　　众所周知，写作这件事不是一件好玩的事，属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合。写离不开手，作离不开脑，所谓手脑并用，心力交瘁，就是这玩意儿。而且容易使人体力消耗，意志崩溃，把命都玩完了。法国的巴尔扎克，中国的路遥，都是很好的例子。可是我却不这么认为。写作对我而言是生命形式的最好表达。说通俗点，写作就是我的命，没有它，也就没了我，没了它，我的存在毫无意义。因为我的童年包括随后而来的少年青年，都是在自我释放的文字中度过的。那些飞驰或安静的文字给我带来了无与论比的快乐。我的文字被印成了铅字，占据了各种报纸杂志的角角落落。它们为我赢得了荣誉，赐予了我骄傲和自豪。因此可以说，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伟大的小说家，让几万人、几十万人甚至再多一些几百万人都知道我的文字，我的名子。不过我虽然一直在写，写各种各样的小说，却最终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而且离奇的是，自从高一那年父亲归来，我再也没有写成一篇像样的小说，甚至都忘了小说应该怎么写。人们看不到报上的我，人们以为没了我，人们渐渐把我给残忍地遗忘了。

　　我不怪他们（怪也没用），我始终认为是上帝给我开了一个小玩笑，它在考验我的耐力呢。我早晚一天会回到当初的自己，因我一直在坚守着阵地。不论面对多么强大的敌人，我都把机枪擦得亮亮的，时刻准备着冲锋陷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