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你所知，我是一名小说家。所谓小说家，就是把生活中或是想象里千奇百怪的东西加工一番（有时候连加工都不用），然后通过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当然，会有人站出来反对我的这种说法，在他看来，或在她看来，小说家应该是一群能力超凡的人。他们揭露假恶丑，弘扬真善美，他们是灵魂的工程师。而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小说家既然是人，它就具备人所拥有的一切缺点和陋习。比如堕落，阳萎，有露阴癖。如果你对我的观点持有疑义，那么我也无话可说，因为我本来就是瞎扯淡，只要不犯法，随我怎么扯。

　　我成为小说家是十年以后的事情。换言之，我现在还不是。不仅不是，而且离小说家这个称号十万八千里，远远挨不着边儿。诚实地说，我的身份是一个工人。抑或说，上班族。按月拿取那点可怜兮兮的薪水，朝八晚五地出入于公司内外。这是往好里说的。往坏里说，我是一个打工仔，不仅文化程度低，而且本人傻头傻脑，被人欺负被人压榨被人捉弄是我的家常便饭。可是我在生活中却不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人，我社交广泛，且出奇地热爱幻想。当然，幻想的都是些不切实际的东西，汽车、洋房之类。我周围的朋友们对此的看法是，我穷疯了。

　　我是穷疯了。我现在蜗居于深圳市罗湖区的一个工业园，与人合租一间大半不小的二室一厅。我的工资很低，很低很低，且不恒定，也就是说，拿的是日薪，干一天领一天的钱。每个月底，我最头痛的问题是应付房东，与此同时，我也令房东头痛万分。房租和水电费似乎每天都在不停地上涨。这还不算吃的和穿的。猪肉都二十块一斤了，一件T恤衫打六折以后是八十块钱。什么都涨了，就是工资没有涨。老实说，我做梦都想发大财。我之所以没有发大财，是因为我总在做梦。每个人都喜欢过上优越的物质生活，我也不例外。而且喜欢得特别厉害。

　　关于我的具体工作，有必要详细说明一下。我所在的工厂是家电子厂，这类工厂在深圳遍地都是，所以没什么好稀奇的。而我是一名普工，也就是员工里头最低层的，干的是最苦归累的活。有一个时期，我不但不以为耻，还反以为荣。因为职位小，没什么心理压力。我时常向外面的朋友炫耀说我是个普工。但是后来我改变了我的这种不成熟的想法，我讨厌那个时候自己的贱。

　　我是个装卸工。只要是男人有力气，谁都能干得了这个。每天的事情是，除了装货，就是卸货。我们这厂实行的是两班制，一天二十四小时，我要有一半的时间呆在车间里。想想都觉得沮丧，这完全称不上什么上班族或朝八晚五，就是一打工的，挣血汗钱的。别人是蓝领、白领，咱就是实打实的黑领。每天下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洗衣服。

　　无论工作再忙再累，也不妨碍我热爱幻想，且爱得强烈。我热衷于在自己的幻想的国度里随心所欲、无所不能。不过我和其它的幻想家们唯一不同的地方是，我有一项写作的本领，我可能把那些随心所欲无所不能的事情记录下来，这样，就成了所谓的小说。

　　提到了小说，就不得不提到我的灰色童年。我七岁的时候，在读小学一年级，我亲眼目睹了一场在我生命里举足轻重的大事件。我的母亲，一个生于忧患的心地善良的农村妇女，因为责任田的分配问题和村长老婆发生了口角，口角升级，成了打斗——父亲当时不在家，战斗败北丢盔弃甲的母亲因为气不过，一瓶巨毒农药，结束了自己宝贵的性命。母亲在拔开瓶盖的时候把我叫到跟前，满心委屈地跟我讲了一句话。母亲说，长大了要出人头地，有出息了，他们才会怕你。

　　我不能理解母亲的话。当时的我只是狠命地点头，假装很懂事的样子。我也劝母亲不要喝，说农药太苦，可母亲还是喝掉了。我看着母亲一口气喝下半瓶，嘴里就冒起了白沫儿，汩汩的，像流血一样，只不过血是红色的，且有股腥味。然后母亲两眼翻白，疯了似的乱跑乱叫，最后在痛苦的挣扎中死去。而我竟无动于衷，在别人眼里，作为吴家唯一继承人的我，成了一个人人嘲讽的冷血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