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上了去民乐村的中巴，车上一些怕死的人戴上了口罩，怕非典。我包里也有口罩，我不想戴，有点见不得人的难受。人嘛，会死吊朝天，不死万万年。

　　到了农民房，我把我简单的物品塞在一个包里，给鬼子打了个电话：“鬼子，老板叫我住到店里去，我把钥匙放到房东那，你看什么时候来退房。”

　　“那房不退了，我有一个员工刚好要换房，我叫他住过去。去了感觉怎么样？”

　　“说实话，感觉不是很好，但包吃包住一千五，我比较满意，慢慢来吧。”

　　我的满意是有我的道理，我盘算，一千五包吃包住，自己用个五百，每个月寄一千回家，一年下来一万二。老家小县城消费低，老婆小孩每月用个五百，一年下来还能存个六千。我也不怕大家笑话我农民意识，不同的境遇产生不同的境界。

　　我也不是没有境界的人。我曾幻想，要是我有一千万，我癞子绝对有拿出几百万建个什么学校的气质和豪气。而且要请一批教师节不用学生送礼比我道德水平高一倍的老师，教出一批批道德高尚有学问的人，做个构建和谐社会的真正功臣，做个cctv感动中国的人。和谐社会要从娃娃抓起啊。

　　梦想和现实总是有距离的，因为此时我身上连一千块都拿不出。

　　我提着简单的行囊，在梅林关上了车，坐到女人世界下了车。华强北的夜晚似乎比白天更有活力，前后左右穿行的脚步你搞不清最终会停留在哪里，商场、餐厅、酒吧以及咖啡屋？我匆匆穿行在夜色阑珊的华强北，没有心情去欣赏这里迷人的夜景，闷着头向南园新村走去。

　　当晚，我住进了南园新村。这是一套位于二楼三室一厅的房子，其中一间厨师和采购员住；另一间稍大的房有三张上下铺的床，住了六个送餐的员工；还有一间住了一个四十岁左右洗菜煮饭的妇女和一个专门负责接订餐电话的女孩；在不大的客厅里用三合板另外隔了一间4平米左右的小间，我羞于把这间房称作我今后的“家”，似乎说“窝”更合适些。

　　客厅里放了台电视，晚上不想出去玩的人就找个塑料小矮凳坐在客厅看电视。这段时间电视新闻把焦点对准了伊拉克，因为那里会死很多人，死人的事总是媒体关注的热点。而这些也恰好冲淡了国内媒体对非典的关注，巧妙转移了国人的视线，误认为会减轻国民对非典的恐慌。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伊拉克离我们十万八千里之外，同样是关乎人的性命之事，当然没有非典重要，有点狗拿耗子之嫌。

　　过了十一点，这帮小子陆陆续续回窝了。他们有的去上网，有的去华强北逛街，采购员小李炫耀说去打飞机了，且绘声绘色描述那小姐的波怎样怎样性感，候的那帮小子边听边吞口水。人回齐后，屋子里气氛热闹起来，对于这些二十岁上下正处性旺盛期的小伙子来说，女人是他们谈论的主要话题。他们喜欢这种意淫，无聊的日子也需要这种意淫。对于这些每月五百元收入的男人来说，是被这座城市的女人边缘化的，甚至连妓女都鄙视这些来自农村没文化没特长但性功能非常棒的穷男人。女人和钱是等号，没钱连妓女都不接纳他们，他们不意淫又能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