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佳佳从乡下回家，想起唐政迷一般的家史，作为唐政的“粉丝”兼好友，她很想查一查他的家谱，她上班的单位是市文明办，与市档案馆，仅一墙之隔，自然方便，然而她翻遍了市档案馆的资料却找不到一点踪迹。

　　林馆长非常遗憾地对她说“佳佳，市志是十年写一次，可能是唐政那时还没成为知名作家，新市志还在撰写的原故吧？才会出现没有他的档案。喔！对了，你找他的资料有什么用呢？要不，我打电话到市志办去帮你想想办法。”

　　被林馆长这么一说，不知怎得，佳佳脸红了起来，很不好意思地回答她“我想……我想……写点东西，喔！谢谢你了，你已经尽力了，我自己会想办法。”

　　刚好这天，她闲来无事便想到了网络“唐政不是网络写作高手吗？也许从上面能找到点蛛丝马迹。”想到这，她心情异常愉悦，便打开电脑，点击了唐政的博客，在一篇唐政写的散文中，果然找到了谜底。此时，她的双眼飞快地从中掠过：

　　“我无法想象我的祖辈们，在那个风雨飘零的三、四十年代，为了生存，是怎样在痛苦中煎熬，怎样驮着疲惫的身心一次次迁徙，一次次像蚂蚁一样以坚忍的毅力从一块版图迁移到另一块版图。从最初的逃荒，到后来隐藏于旭西北的深山密林做香菇和烧木炭，住着杜子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破茅棚，宿命般原始地活着，过着几乎野人般的流浪生活，采野果，捕获野兽充饥，维系最低的生存条件。他们与命运抗争，与野兽争夺地盘，在族谱上隐约记载着斑斑血迹，那些血迹殷红的照耀着后代的视野；他们为了生存而萌发的原始冲动，混合着血液，优点和缺陷都洋溢在后人的身上；他们的姿影在后人的脑海里呈现出幽邃、空灵的影像，但原乡文化的沉淀和身心的重疴并未随时代的变迁消遁，而是一代代刻下深深的烙印。”

　　“我至今没到过原乡，那是个崇山峻岭的地方。1987年春节，我抽空去了一趟，原以为可以看见原乡了，但却只能到父亲的姐姐和我的表哥家。据父亲说因为老家穷山恶水，所有的亲戚都搬下山了，因而我对原乡的记忆只是从父辈口中听到的一个模糊的符号，只是一种梦中聆听的山水和神秘脚步回荡的声音。父亲对自己儿时那些不平凡的痛苦经历，至今回想起来仍然不寒而栗。9岁的他跟随父辈迁徙，一日要步行30—40公里，遇上土匪则走夜飞星，日行百里了。面对野兽们的入侵他们本能地抵抗着。原始森林的一棵棵树下就是他们栖息的居所，夜半惊魂的场面处处可见，野兽的嘶叫，蛙声以及蝉鸣常常伴随着父亲的童年。有一年，他们家的香菇大丰收，一伙横行霸道的土匪就想上山到九千山峰他们的住居洗劫。他们双方打了一天一夜，最后土匪们还是被他们用棍棒打得片甲不留，一个个连滚带爬地逃遁了。那些曾经原始茂盛的深山老林，照我父亲的话说，也是离梦境最近的地方。我从伯父和父亲的话语中了解到，那些淡淡的快要被人们遗忘的惊奇的往事中，渐渐爱上了这片不是原乡的故土。他们最后定居于此繁衍生息，就是现在我和伯父一家的居住地也不过相距十来里的路程。”

　　“小时候，我经常和父亲走崎岖的山路到伯父家中，伯父虽然住茅草房，只要有酒，他都会对我侃侃而谈他们的坎坷经历和那些奇闻怪事。他和我略略寡言的父亲的性格完全不同；他身材高大，性格开朗、豪爽、大大咧咧、助人为乐，与我有不少共同之处。但生个独子却是一个怨天忧人的懦夫，经常对我说快要战争了、要瘟疫了，整天游手好闲，贪生怕死，生怕天塌下来。也许是感到自己有什么罪孽，最后带着忏悔的心情与妻子一道傍依了佛教，把一家人的生计留给了伯父，以至于八十多岁的人了，还要上山砍柴，下地劳作，但伯父却找到了一位好孙媳——她带着其夫勤劳致富，种出的《塘村西瓜》名扬紫江城，家境渐渐有了好转，让他老有所养。他的乐观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也爱与他交谈，每每下乡，我都要去看望他，虽然他现在八十高龄了，但酒量仍然很好，身体硬朗，健谈，声音宏亮，只是腿糜烂，行走不便。有一年，七十五岁的他到我家喝了一斤52度的李度高粱酒，仍能一人步行到二十几里路的家里，令我惊赞不已。然而他的去世，却是让我多么的伤心。他因年迈体力不支，行走时摔倒一脚卧病在床，家人认定他年老了，不肯为他医治，等我在省城得知，打电话让他家人找医生看，却没人理会。我急忙从省城赶回劝他，他也不肯到城里看病。他的体内因排尿不出肿胀的不行了。从老人的泪眼中，我看出了老人的伤心和痛苦，便从紫江城找了医生。医生为他排了尿，说了句：做农民真苦，摇摇头，便走了。以后几天看他病情有了好转，脸上也有了笑容，大家以为好转，其实是回光返照，是病情拖延了医治时间。一夜的高烧，老人就去逝了，让我感动无比悲痛……”

　　“最初祖辈们的迁徙，完全像惊弓之鸟一样，忍着伤痛背井离乡；虽然鸟儿被迫迁徙，但过了一段时间，或过了一个季节还可能返回，但他们的迁徙就意味着这代以至后代子孙，都无法再返回原乡栖居，我不懂得这叫不叫做人的悲哀？”

　　“他们是因为兵荒马乱和饥荒从江浙一带翻山越岭徒步到旭东的，沿途还面临土匪抢劫，就像客家人被野蛮凶悍的北方匈奴驱逐，从中原一步步迁徙到南方一样。我的祖辈就是这种经历的再现，好在父亲的祖父有五个儿子，个个懂得一点武艺，对天文地理也熟习，才一路颠簸地护送着大大小小二十多号人到旭北这块风水宝地繁衍生息，没有一个因土匪抢劫和险恶的自然灾害而丧命荒野。这就是他们与那些相对弱势群体相比的优势所在，因而常常让他们引为自豪。”

　　“从前辈们的闲谈中我隐约知道，父亲的祖父是个勤劳勇敢的人，而妻子又非常懂得持家，她对大家庭的生计，如柴米油盐，小到针线活的安排都井井有条，以及对众多子孙的平等对待，无不受到儿媳们拥戴。他们能繁衍到二十多人还合在一家生活，就是佐证。这个家族至今还有几百人分散在旭北和原乡的各个村落，后代人现在大部分都没有往来或根本不再相认，只有我还经常下乡或有机会回乡去看看他们，帮助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很少到浙西老家，但那里还住着我的大姑妈、堂伯父、表兄及其他们的子孙百来人。我很想念他们，有一天我与他们通了几个钟头的电话，他们当中唯我表哥的儿子王军和小堂伯父的儿子最争气：前者北京某陆军学院毕业后分配在杭州军分区，后研究生毕业，后者江西大学毕业后到宁波市工作。要是没有我一直与他们联系，也许我们在街上遇见都不相认。我时常在想，这是不是人类进步带来的结果？”

　　“我对祖父母的慈爱没有留下一丝记忆。据父亲说，他们在我幼小时就已过世了；祖父因病而死，而祖母死的惨烈。她是在原乡，因和伯母不和，独自一人住在茅屋，被一把大火活活烧死。乡亲们草草帮助安葬了，等到我父亲接到通知赶回时，已是一个多星期以后了。远在异乡，600多里路程，让他抱憾终生，而伯父在临死前仍在自责。”

　　“祖父母的艰辛和苦难，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被人们淡忘。我之所以把这些历史尽量原貌地描绘出来，是想让自己的后代不要忘记这些曾经在地球上生活过的先人，让后人知道自己从那里来又将到那里去？我们都在重复先人的影子，继续他们的故事，当我到乡间听到那些草虫的鸣叫，看见蚂蚁、蜗牛们一代代不屈不饶地驮着沉重的食物前行时，我就会聆听到祖先的微微之音，我忍不住要轻轻吟唱。”

　　“后来的祖父母谢善水和林水莲，就是一直抚育我们兄妹成长并成为我们最亲的人。也就是这个原因，我才更快把亲祖父母的慈爱面孔从记忆中消失。后来的祖父母在我心灵深处，成为最不能忘怀的人。几十年的风雨沧桑已成云烟往事，但是他们那亲切、慈祥的音容，时常萦绕在我的梦魂中，让我终生都挥之不去。那些影响我一生的言传身教，在我写的散文《我的祖父祖母》中都详细作过描写。”

　　“祖父的父亲是从汀州迁徙到紫江城后，带着他到这个小山村落户的，所以很久以来他的口语中都流露出浓浓的客家乡音和传播着客家的文化；这个小山村在清朝以前是个重镇，从许多古墓和出土的瓷器中，你可窥出当时人迹躁动的繁忙景象。”

　　“我的外祖父张庭民（1920—2000），却有三兄弟，生有子女十多个，其子女多，让我的舅舅多，姨姨也多。他解放后曾任村长多年，与我祖父母关系和睦、溶洽，同住一村，两家房屋相对门。外祖母生有一男一女，在我母亲童年时过世。后外祖母生有四男八女。”

　　“父亲唐正议于1939年出生在老家浙江元民县竹山村。母亲张招来于1941年出生在紫江市坡坑自然村，六岁没母，被祖母收养为女。他们命里相冲，性格不和，因为贫苦，也为了一些小事和家族的琐事而相互埋厌，难以做到心心相印，灵犀相通，为了生活和子女，却在缺乏感情中相守了一辈子，造就了我一生中矛盾与敏感的性格。他们生有四男二女，我是老大。这些家庭情况，我会在以后的章节详细叙述。”

　　“我出生于1950年11月11日，这个巧合的数字让我从小就立誓要做一个光明磊落、顶天立地的汉子，但一生却极为坎坷不平）。在一场风雪即将来临的前夜，这个叫坡坑的小山村，低矮农家的瓦房里，全家人都在急切地等待着——我这个未来要撑起四门姓氏的长子长孙的出生。童年时，祖母常对我说”孩儿呀！你就是我的命根子。‘“

　　“我出生那年，母亲才18岁，由于家人寄以厚望，她羸弱的身体，加上在怀孕时因过度紧张，最终导致了我的早产。这种早产的虚弱给我带来一生的病痛，加上各种苦难的经历和痛苦的折磨，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益加重，以致到了中年，我就得了六、七种慢性病。最难忍的是脑血管神经性头痛、腰间椎骨质增生、慢性鼻炎和那个讨厌的慢性前列腺炎症——它们像恶魔似的，经常搅得我不得安宁；这种难以名状的疼痛实在难忍，有时一夜只能眼睁睁看着天花板，与强大的黑暗对话难以名状的孤独与痛楚。是音乐给了我无穷的力量，它伴随着我熬过了无数的漫漫长夜。我的记忆力也一天天减退，甚至担心能否完整记录下自己一生所经历的各种真实的事件，如果要补白，那也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中年以后，我基本上与妻子分居，只顾自己的感受，想的是如何写作和生活；整天忙于写诗、听听世界古典名曲与国内外的作家、诗人及朋友电话聊天。我把这种生活方式当作解除忧郁和孤独的最佳疗法；杜甫曾用他的诗治疗疾病，我却用音乐和诗来治疗疾病和对付强大的世俗，有时也把它当作报复妻子简单、粗暴的有效手段，明知道这种残忍的作法会对她构成伤害。而她也自有其乐，忙于家庭繁琐，陪伴儿子，幻想如何挣钱，来排遣多余时间。趣味与志向不同，生活经历不一样，我们难有共同语言，因而我们也就更难得谈论有关情感和性生活等方面的问题。但我发现她也没有什么怨恨之类的举动，想来她也患有性冷淡或对情感之类的事情不感兴趣，因而她把精力转移到培养儿子身上；我们各得其所，平平淡淡地生活在一起，由于我的忍让，倒也没有太大的矛盾。只是在教育孩子的方式上，产生过一些分歧：我讲究的是培育儿子的自然禀性和智慧之光的自由闪烁；而她却喜欢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控制儿子的精神和思维方式。当然她这种教育方式，表面上行之有效，时间长了肯定是更难驯服对方，最终会导致失败。这种强制手段与溺爱同样可怕。在这里我不想过多探讨这方面的问题……所有这些为我的创作寻找到了可供挖掘的素材。”

　　佳佳看得入迷了，又重新认真地看了一遍。这一夜，她失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