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祈祷上苍，让我离开Cardiff这个是非之地……
星期天离下班不到5分钟，李总来电话，让我收拾好行李，明早5点去Birmingham.我心雀跃，4点就起来，专等老板来接。
5点半起程，8点多一点到的Birmingham市中心。李总带我转了一下shopping centre.9点才开门，商铺都还关着门。我们到麦当劳用早餐。
等到9点魏姐上班来开门。老板把我的行李安置在杂物间，让我照看着店，他和魏姐出去。
我站在店中央，比起Cardiff那狭小的空间，这里舒服多了，只是头顶上多了一架摄像机。老板和魏姐交代完后，取走上周的营业款和六盘录像带，笑着对我说，小杨才来，就不用装录像带了。随后离开。
我和魏姐闲聊，她问我住处，我给她看柳经理写给我的地址。“New town啊，”她看了说，“那可不是什么好区。”我说我只呆一个月，“那只能将就将就了，不过你还是得多加小心，那地方可不太安全。”她建议我买辆旧自行车，既可省车费，又比走路安全。我记下。
等到10点，仍不见李大夫的人影，我问魏姐，因为15分钟后就有一个预约的病人。魏姐睁大眼睛看着我“哪还有什么李大夫？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大夫！老板没告诉你吗？”“老板让我好好跟李大夫学，”我如实相告。
没有退路，我去看病历，是一个面瘫患者，我松了一口气。
患者是一位60多的阿差老头，躺下后他仍旧很怀疑地看着我。因为是第一次给他扎，我没用透刺，选择的常规穴位，扎到颊车，老头大叫一声，吓了我一跳，魏姐闻声也跑了进来。老头说太胀，我这才放心，告诉他这是正常的针感，但老头死活不相信，只到我取下那根针才安静。有了这一遭，我只得放弃合谷穴。按魏姐的意思，轻轻扎了几处敷衍了事。
取完针按完摩，老头仍是一脸的不高兴，出来后跟魏姐一阵唠叨，说原来的李大夫扎针很舒服，一点都不疼。魏姐一个劲地跟他陪笑，我好尴尬地站一旁，百思不得其解。
下午新房东来了电话。她原来也在公司做过前台，研究生毕业后改学护理，现在在一家精神病院医院当护士。
她道歉说本来可以来接我下班的，顺便帮我搬行李，但她今天得加班到晚上9点，只能让我自己打车回去。“也不贵，”她说，“3磅吧，”她老公邢先生会在家等我。我谢过她，她确定我有她家的地址后才挂电话。
平日魏姐都要提前5分钟下班以便赶上火车。今天要帮我叫记程车，她说那就准时下班，不过这样一来她就得晚到家一个多小时。我不安，她笑着说没事。
在Cardiff扔了旧枕头，又添了床单被罩电视机等，行李又多了俩件。
魏姐喊来商场的保安，帮我把行李搬到记程车站。下班时间道路繁忙，等了十多分钟，才等到一辆黑色的记程车。搬上行李，魏姐拿着地址和瘦瘦的阿差司机又确认了一遍，才和我挥手告别。
连着小费，我给了司机6镑，他帮我拿下行李后离开。我的新家是在一栋15层高的住宅楼中8楼的一个单元。在英国很少看到这样的高楼，后来才知道是政府福利房。
按门铃后邢先生下来，笑呵呵的，后面是他的女儿，十岁左右的模样。女孩儿帮我们把着大楼的门，邢先生用一个行李箱卡着电梯的门，我们搬行李上楼。
我的房间是靠客厅的里间。他们夫妻的卧室是进门处的大房间，女孩的房间在中间，卧室一字排开，对面是洗手间和厨房。走廊的尽头是客厅，我的房间原来住的是一个中国学生，男孩子，他走后就成了储藏室，昨天接到柳经理的电话，才收拾出来。
下班前在麦当劳吃过，收拾好行李，换上干净的床单被罩，浑身汗粘粘的，冲完澡，已近9点，邢先生说他和女孩要出去接他太太，让我一起去，顺便可以告诉我明天去店里的路。
走出住宅区不远就到了车站。邢先生说沿着马路径直走就可以到我上班的店里。我谢过他，这时从对面停下的公共汽车里下来一位中国女子，我想就是她了，英姐，我的新房东，打过招呼，一行人回家。
我因着魏姐的提醒，问他们怎么坐车去店里。（公共汽车只在总站可以看到大致的站牌，路上多是一个什么也没有的小牌子意思意思地立在那告诉你那是汽车站而已。）英姐说不用，车到了市里也得走十几分钟才能到店里，从家里走过去也就是30分钟，既锻炼身体，又节约了车费，一天来回的车费也要两镑，这也是住他们家的好处。我一想也是，一个月下来可以节省60镑呢，可不是小数目。
来之前柳经理说我不会做饭，可以和他们搭伙。向英姐提及，她说他们是北方人，我是南方人，怕我不习惯。而且邢先生现在也工作，没有太多时间在家做饭。我说那就算了。在Cardiff的房东都给配齐了厨具和餐具，我只有一个带饭的饭盒。英姐说这两天可以暂时用他们家的。
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腿上被虫咬起了好几个水泡，涂了药膏，仍然有些痒。出了门，沿着昨晚邢先生告诉我的大路，一路向前。越到尽头，心里越慌——看不到商场的影子。
幸亏带着店里的地址，问了好几个人，七弯八拐的总算找到了店，一身汗——不知是走热了，还是急出来的。魏姐也不知道如何坐车到我的住处，问保安，他们也只是摇头说sorry.魏姐让我星期天一早去二手市场看旧自行车。
在Cardiff一直没有开到银行账户，去过好几家，都要国内的住址证明。来之前没谁告诉我，也不可能等着从国内再去开，柳经理说让公司先开个证明信试试。老板来接我时给了我证明信。我去HSBC，小伙子说还是不可以，我拿出一千镑的汇票，问他我该怎么办。他让我等一下，进去换来了一个经理模样的人，给我办了一张solo卡。
我问魏姐在哪买厨具和餐具，该买哪些。她笑我不食人间烟火，给我列了一张清单：炒菜锅—要大一些的，因我主要食青菜；带盖的煮饭锅——不用电饭煲，英国好一点的电饭煲都太贵。这个我会，原来在医院值夜班，就经常用搪瓷饭锅煮夜宵；一个热牛奶的小锅；一个烧水壶；一个烤面包机。然后又告诉我Argos在哪，怎么卖。她让我别急，慢慢来，今天先买米和菜。
临到下班，我才想起我还是不太清楚回家的路，早上被指来指去得有些糊涂。魏姐一听也紧张了起来。看她那样，我安慰她说没事，不行就再在坐一次计程车。她确定我会坐车后匆忙去赶她的火车。
出来，我站在路口徘徊。昨日计程车走的是左边的大路，今早是从右边穿过市中心来的。计程车当然好，但车费的确让人有些心疼。我记得计程车一直是沿着主车道走的，而早上七弯八拐的，天色还早。权衡一下，决定走左边回去。
走了二十来分钟，看见我住的那栋高楼就在不远处，心中暗喜。前面一条标有自行车和行人的小道从主干道上分出，我加快脚步，跑到小道的尽头。一条大路横在眼前。环顾四周，不见了高楼的踪影。我想应该就在这周围，拿出家的地址，追上一个黑人老头问，他让我向右沿着大路走。
又走了二十几分钟，还是不见高楼的影子，我有些慌。拿出地址问一位阿差妇女，她告诉我离开大路，穿过左手边的住宅区后再穿过草坪。穿过住宅区，天色渐暗，行人渐少。我站在空旷的草坪边，环顾四周，静悄悄的，看不到人影，也看不到高楼。我不敢前行，折回住宅区，找到一个学生模样的黑人大男孩，他看了一下我的地址，告诉我回到大路，继续前行二十分钟就到。
我一路半走半跑，二十几分钟后，来到了一个丁字路口。终于认出了周围的建筑物——那是老板送我来时入城经过的路！眼泪一下就涌到了眼底。
天已擦黑，街灯全亮了。我站在路口，告诉自己得先想办法回家。
安静下来，看见迎面来了一个中年阿差，问他在哪可以坐计程车，他说得打电话叫，一步没停地离去。我茫然四顾，看见街对面的树丛后一家杂货店还开着门。
像找到救星一般，我撒腿跑了过去。两个中年阿差正在理货，我问其中一个面善的可不可以帮我叫一辆计程车，因为我没有手机也不知道自己在哪，但我可以付钱给他。他只摇头说对不起他很忙。而另一位始终黑着脸，好像什么也没有听到。无奈只能退出来，站在街口，手里还提着两袋子的油盐米菜。
街上只有疾驰的小车。我寻找路标，想知道自己在哪，盘算着要不要报警。远远地看见一对白人夫妇推着一个小孩在街对面。急穿过马路，跑上去，告诉他们我迷路了，请求他们帮我叫计程车。他们让我别急，看了地址，商量了一下，告诉我不用叫计程车，那太贵，让我等4路车，它会一直带我回家。我想我带哭腔的声音一定吓着他们了，他们连连安慰我不用急，一直把我送到车站。我稳定了一下情绪，谢过他们，答应就在那等车，挥手告别。
不一会，车来了。司机看着我的地址说我坐反了方向。并确定是4路没错。
十分钟的等待是那样的漫长。车终于来了，告诉司机我迷路了，请他把我带回家。他看了地址，说没问题，让我找个座位坐下。
忐忑不安，车每停一站，我都不停向外张望，害怕坐过站。旁边的黑人老头告诉我，得一个多小时才到我的住处，让我不要紧张。
上来一位黑人女孩，也穿着和司机一样的制服。她笑着和司机打招呼。司机和她说了什么，她朝我这边看看，过来要了我的地址，说她也住在那附近，让我等会和她一起下车。
仿佛等了一个世纪，女孩终于示意我下车，从车站到我家要经过一个小草地，她坚持送我到楼下，临别时再三叮嘱我不要再走丢了。
回到家门口，已近瘫软。门打开，是英姐夫妇焦急的面孔。
原来魏姐回家后一直不放心，我没有手机，她又不认识英姐，一个电话去到老板那，老板给柳经理电话。柳经理的电话没到时，英姐他们还纳闷我下班是不是出去玩去了。我大致说了一下经过，径直倒在床上睡了，他们夫妻忙着打电话帮我报平安。半夜被腿上的水泡痒醒，起来冲澡，重新涂上药膏。
第二天还是沿着邢先生说的那条大路笔直向前，问了两个人就找到了店。这次格外小心，记下所有的路。
魏姐听完我的遭遇，哈哈大笑，说，这也挺好的，让你把伯明翰逛了一遍。我深感到手机的重要。魏姐帮我打电话定手机，但我的solo卡被拒。
我拿着solo卡去HSBC，责问他们怎么给了我一张不能用的卡，那人无奈，又给了我一张MasterCard，说是按规定不可以这样的。
魏姐说我才来，银行的信用度可能还不够签下月租手机。而我在这里也不认识什么人，要打电话回国可以用公司的电话打电话卡上0800开头的免费电话（费用只记在卡上）。就去Argos挑了一款Videophone的pay as you go的松下手机。
英国的手机公司有这么几家：Videophone，O2，Orange，T-Mobile.而像Phone 4 U，Carphone Warehouse是销售各种手机和座机的综合企业。那时还没有3G，各公司内部的手机号之间通话比较便宜，跨网络就很贵了。后来3G的进来就是打着跨网络的招牌，更改了一下不合理的垄断念头。不知什么原因，大部分中国人都用Videophone家的。所以我也选了他们家的。
扎了两天的针灸，扎得老病人都哇哇乱叫，我也渐渐悟出了其中的缘由。
第三天起，对待新病人我还是按在国内的方法扎，只是事先会告诉他们可能有一点疼，大都可以接受。而老病人，会跟他们说可能会和前面的大夫有些不同，也许会疼一些，如果愿意，可以试一试，如果不愿意，也可以扎不疼得。渐渐地，哇哇的叫声没有了。
魏姐问我缘由，我说浅扎不刺激当然就不疼。她乐。
第一周下来，营业额比原来少了500镑。魏姐心里着急，但仍安慰我没关系，慢慢来。
不知是季节的关系还是我压力太大，Birminghan总给我一种灰蒙蒙的感觉。也是灰色的墙面，但多是粉刷出来的，自然少了Cardiff那种大理石般华丽的气派。有一些厂房经年失修，黑黑的破旧的窗户像是无声的叹息。
天黑得越来越早。生活在这个日益衰落的重工业城市里的人们，有一种颓废后的懒散和漫不经心。
店里每天都开门，原来的大夫从不休息，我来顶班，自然也没了休息。星期天魏姐休一天，另一位前台来上班。
她是兰姐，在伯明翰大学念药学博士，出来打工补贴家用。
她和英姐很熟。知道我住她家，只是说伯明翰不太安全，上下班不要总是走同一路线，宁愿弯道也不要走地下通道。但来店回家的路上就有一条避不开的很长的地下通道。
和英姐提起买自行车的事，她说得空带我去，但家里确实没有地方放得下自行车，她原来上学时买的一辆都让她给扔了。我就此打消买自行车的念头。从此以后，不管天晴下雨，我都带着那把从国内带来的天堂折叠伞，紧紧握在手中。
得空的时候，魏姐让我看李大夫的老病历，告诉我那些效果好。遇到在国内没见过的病种，打电话去李大夫那，他都一一耐心给我意见。
心情好的时候，时间也过得飞快。转眼间第二个星期就过去了，营业额恢复到原来水平。我每天提着两三个购物袋回去，厨具餐具一一到位。
只是店里没有微波炉，中午带不了饭菜，只能在外面将就。第一周吃了一个星期的麦当劳，不行了，魏姐带我去中国超市买回来一箱方便面，一人一半，一星期后我无法再继续。魏姐每次给库房里报药都提出申请要台微波炉，但一直没有回音。
星期天李总下来送药并取营业款，我又提及微波炉的事，他说是因为怕病人不喜欢中国食物的味道，所以一直没给。我说那其它店像Cardiff和Bristol也都有啊。他说那他回去再考虑考虑。然后忙着去面试新前台去了。
魏姐已提出辞职，两周后即离开。她说这份工作压力太大，不想再做。她并不介意微波炉的事，也告诉我老板不给是因为李大夫，具体原因不太清楚。她只是想借着我新来的缘故，能要来一台对后面的人也方便一点。
星期一魏姐带来一个小电炉，告诉我老板是不会给微波炉的，要自己想办法解决困难。以后可以带饭菜了，加水煮一煮就行，不过每次用后都要好好收起来。老板不定哪天会过来，他有各个店的钥匙，不要节外生枝。又告诉我用热水壶煮鸡蛋的方法，说以后不管走到哪至少可以吃到热的煮鸡蛋，因为热水壶哪个店都有。
十一月中下旬，临近圣诞节，人们都忙着购物，街上喜气扬扬，医药店里有些清静。
魏姐急得团团转。
星期三来了一个美国佬，来伯明翰作产品展销，忙得颈椎病犯了，因为只待到星期天，魏姐也就没提疗程的事，只告诉他有时间再回来治疗。
没想到第二天十点刚过，他就回来了，后面跟着七八个大汉，吵吵闹闹的。我以为出了什么事，魏姐笑了，说他们是他的同事，都是过来做治疗或放松的。一次，两次，三次不等，魏姐一一安排。
周日早上来上班，刚进门，李总的电话就来了，说是要给我们奖金，希望今天再接再厉，让我下班前再给他电话。
兰姐一脸愁容，说她压力太大，要是今天营业额上不去，恐怕会害得我拿不到奖金。我笑，说要是老天爷天天给我送美国佬的话，不如让我中彩票。果然一天下来，虽然外面人潮涌动，但我们收获不多。给李总回电话，他问了一下营业额，语气淡淡的，不再提奖金的事，我和兰姐关店回家。
Newtown的治安确实不怎么样。晚上楼下经常传来车门窗玻璃被砸碎的声音。我下班回家，间或有人开车尾随，甚或有人拿出他们的身份证告诉你他不是坏人。尾随者多是黑人，而后者全是白人。这种现象在后来我所走过的英国其他城市不多见，除了Hastings.这是后话。
刚开始我还愤怒害怕，但后来发现不理他们，当他们透明人一般才是最有效的。可能是还识一点趣吧，不再骚扰。
邢先生反复强调说这个区虽然住的大都是黑人工人老大粗，素质是不高，但人家纯朴阿。我只笑笑，不发表任何意见。
我搬来不久，邢先生就辞去了清洁工的工作，在家全职带女儿。英姐经常加班到晚上9电，邢先生每次都要去车站接她。我晚上不出门，他让我帮着照看一下他女儿，有时辅导她功课。
女孩子学习不用功，成绩不好，夫妻俩每天额外强制她学一会儿中文，但效果甚微。熟了以后，有次我跟她开玩笑，说别的功课不好还情有可原，那数学不好可就说不过去了，咱中国孩子可不能给中国人丢脸。最回那句话招来英姐满脸的不高兴。她说咱囡子的英语还是呱呱叫的。我自知多嘴，从此噤声。
周六下班，李大夫带着女儿赶过来为魏姐送行。他穿着考究的西服，书卷气十足。
他们共事三年，陡然这样分别，无限伤感。老伴老板娘那边没有只言片语，魏姐说好歹是圆满完成任务，对得起他们两口子了，其他的也就懒得说了。
魏姐的儿子和李大夫的女儿同岁，14岁，高高瘦瘦，清清秀秀的小伙子了。他5岁就随魏姐夫妇来英国，能说中文，但读写已经很难了。李大夫的女儿2年前随他来英国。漂漂亮亮的比我还高出半个头。因为她妈妈国内的工作丢不开，她就负责起李大夫的起居。能替她爸爸理发，还烧得一手好菜，让我惭愧不已。
一行人在中国城吃火锅，图个红红火火的好兆头。李大夫坚持他买单，100多镑并不是小数目。他说我也快离开了，也是给我送行吧，希望我以后平平安安。我谢过他，看着这一桌的人，也不知道以后何时能再聚。回头再看看近两个月所发生的，缘聚缘散，第一次感到有些伤感。当时以为李大夫所说的平平安安只是客套话，现在回想起来才知道那是最真诚的祝福。
兰姐周日来上班，提到魏姐离开的事，感叹了半天。她才把儿子接过来读书，她父母过来帮她带，小家伙6岁，责怪她老是上班，不陪他玩。兰姐苦笑，不上班拿什么养活他——一家老小的花费光靠她老公的那份工资有些吃力。她在学校的图书馆还有一份工。我说等到她毕业找到一份好工作就不用这么辛苦了，希望就在眼前。她笑，说我真会安慰人，也就这个盼头了。兰姐原来学中药的，大学毕业分到医院，在中药房抓了两年的中药，一不甘心就出来了。好在她老公支持，一直在英国打工陪她。孩子就一直放在她父母那。
原来以为李总会来电话通知我回伦敦的事，一直等到下班都没有消息，打电话过去，关机。兰姐说看来你是走不了了。让我给老板娘电话看看。
电话接通，她说她也不知道，老板回国去了，让我再顶一段时间等他回来后再安排。挂了电话，觉得好笑，唬谁呢，怎么老板娘会不知道老板的安排？
魏姐却说有可能，因为他们夫妻各管一摊，现在老板管大夫的调配及奖金的发放，老板娘管前台的安排和工资，还说是他俩各是各的账户，公司的利润是按比例提取的。
我有些木然。夫妻俩之间不沟通的吗？那如何管理公司？
兰姐让我自己慢慢去看，要不然Cardiff也不会是那样的局面。怪不得听说老太太是老板娘的亲信，而柳经理是老板的红人。我还一直不太信，不明白他们明争暗斗些什么。
记得柳经理去伦敦帮老板考完酒牌（在英国开餐馆卖酒是要考经营许可证的，酒牌代指经营许可证）回来，提起老板娘，满脸的不屑。给我们讲她的笑话。
说是当初Bristol开店，老板娘亲自督阵。一日得空，她看着墙上的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的一幅字咂摸了半天，说是这句话还真有点意思，问他们是谁写的。笑柄就这样流传下来。
星期一一早，来了新前台。雅婷，人如其名，白白净净的圆脸，穿一身墨绿色平绒旗袍，头发盘在脑后，文文静静的古典美人。她在国内是西安交大的英语老师，老公在伯明翰大学留完学后留校当老师。
雅婷是新手，我也没来几天，有时不免会手忙脚乱，常常打电话去魏姐那讨招，她都一一耐心告诉我们。两人磕磕绊绊勉强维持住了营业额。
又是周日，天气不错，太阳很温暖。久违了的阳光让人心里暖洋洋的。大街上静悄悄的，一切看上去那么顺眼。不禁放缓了脚步。
过地下通道时，看见一块乌光发亮的鹅卵石，信步过去，踢着它前行。
迎面过来一白人男子，我没太在意。鹅卵石被踢到墙角，我小跑过去，越过男子，低头从墙角踢出石头。猛然听到身后传来Help me，please（请帮帮我）的男声。我转过身，明明过去的男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站在我身后。吓一跳，我后退两步。What（何事）？我不明白。他紧跟上来，把我逼到墙边，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看见他另一只手已掏出了阳具。我不知哪来的力气，一把推开他，同时大喊Help！Help！（救命！救命！）长长的通道里充满了我惊恐的呼声。男人见状，掉头疾步离开。我跑出通道，回头冲着他的背影，开了人生的第一次粗口，你他妈的去死吧！——眼泪四射。男人听到我的怒号，跑了起来，我又怒号了一遍，心里仍憋得难受。
来到店里，兰姐已在，我一进门，她就看出了我的异样，过来问我怎么了。
我含着泪大致说了一下刚才的遭遇。她劝我还是搬家吧，避开那条道。但在外租房是要签合同的，于是我电话给老板娘，请她给我确切的安排。她说“小杨啊，我也不太清楚，这梁大夫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他是Wolhamton的大夫，因为眼疾回国看病，李大夫顶他的缺，我来的Birmingham），我帮你想想其他的办法吧。”
一小时后，英姐来电话，让我在店里等她，她来接我下班。
好容易挨到下班，和兰姐别过，英姐说带我去坐车，“小杨啊，不就是40 p的车费吗，值得你那么省吗？”她责怪。我听得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
从此落下后遗症，看见地下通道就心惊肉跳。后来在Canterbury上班，也是因为地下通道的问题，买了在英国的第一辆自行车。后来才知道Canterbury是我所走过的城市中最安全的地方。
圣诞节前一周，兰姐邀请我去她们家过节，英姐一家也要过去。
星期天晚上，英姐说柳经理说李总已回来，如果我想稳定在这里当大夫，只要我向李总申请，她保证没问题。我听了一笑，说柳经理真厉害。英姐鼻里一哼，“那人家是什么关系！”又满脸狐疑地看着我，“别说你不知道啊？”证实了我的猜想没错。只是有一点还不太明白，就问她，“你知道老陈吗？”她一嗤，满脸的不懈，“那个小白脸！国内有老婆的！也就她一傻妞，愿意倒贴！”但李总不会不知道老陈的吧，这世界怎么呢。我觉得有些恶心。但有一点我很明确，这个电话我只能等老板他们打过来。
邢先生说如果我不愿跟老板他们干，我们可以合伙开店，大家都可以多挣点钱。我说我没能力怕砸了他的生意。他说你针灸好，英语又好，没问题。我只笑，如此几次后见我没反应，也就不再提。我也一直没给李总电话，想着去兰姐家时该买些什么礼物。
周五的时候，李总来了电话。
“小杨啊，辛苦了，怎么样啊？”
“不太好吧。”我懒得假客气。心想，你他妈的装什么装啊。
“不太好啊？”他打哈哈，“我也听说了，这不，一回来就给你电话？！”
他等着我接话，见我没动静，又说了，“小杨啊，那就，那就，那就，那就……”一直就没有下文。
“那您是不是就接我回伦敦啊？”我直截了当。
“那好啊，”他语气突然变硬，“那就这个周日吧，上完班我就接你回伦敦！”
我什么都不愿再想，只要能离开伯明翰。就算回伦敦再和睦大夫住一起，至少我有安全。
买了一条真丝领带作为圣诞礼物送给李大夫，希望他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