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事起，第一次晕倒，是在小学三年级的晨会上。
秋天，刚开学不久，所以校长训话的时间长了一些。当我感到他的脸越来越模糊，声音越来越遥远，摇头想要使自己清醒时，不明就里地倒了下去。
同学把我扶起来靠在她后背上，班主任老师认为我不守纪律，过来想纠正我时看到我惨白的脸吓得尖叫，晨会草草结束，我被抱进教师休息室。
这当然是醒过来以后才知道的，只是有些诧异居然没有吓着当时扶我起来的女同学。也许是那时还太小的缘故吧。十几年后再遇见她，她在百货商店当营业员，卖糖果。看到她甜甜的笑脸，我就知道谁都会忍不住停下来买一些她的糖果带回家的。
村里的孩子刹有其事地说当我晕倒后晨会解散时，很多人都看到校门口有一位白胡子老爷爷坐在学校的铁栅栏门上一闪而过。父亲下班回来，他们围着他从村头一直跟到村尾我的家，他还没进门，就已经知道得一清二楚。但父亲什么也没说，摸摸我的头就忙着做饭去了。
我听见村里的老人们背地里议论说那白胡子老头应该是我的爷爷显灵，因为他死得冤，回来是想让父亲替他平反。但村里的三姑六婆却说说不定是菊英回来找我来了。菊英是我儿时唯一的伙伴，和我同岁，六岁那年不幸溺水而亡。
爷爷很瘦小，很难把他和老人们口中那个居然敢打日本人耳光的英雄联系在一起。
记忆中的他左额上有一个很大的包，父亲说那是气瘤，大概是他在新疆流放八年抑郁而成的吧。父亲曾带他到武钢医院检查过，医生说不碍事。他总是穿着洗得发白的长褂，坐在后院的葡萄藤下看那些发黄的老厚老厚的线装书。又常常因为看过了头以致忘了灶上的饭菜，引来奶奶不满的骂声，却总是一声不吭地急急忙忙地去补救。
连母亲有时都看不过眼，笑着问奶奶怕不怕被她学了去将来同样的对待我的爸爸，奶奶这才有所收敛。
多年后母亲每每提及，都不太相信爷爷的好脾气。她总说，哪里能看得出你爷爷是扇日本人耳光的人，还让日本人给他赔礼？！看来爷爷确实是扇过日本人的耳光。父亲后来说爷爷那样让着奶奶也是在补偿他所带给她的苦难。
我和爷爷并不太亲近。
总有些怕他，却又总是喜欢在他身后偷偷地看他看书的佝偻的背影。有时被他发觉，他就会取下那个断了一支镜脚却用白细索子线绑好的眼镜，回过身来看着我。但往往不等他说什么，我就跑开了。现在想起，总是会不觉地想，要是不跑开的话，爷爷也会抱一抱我的。
后来看见父亲细心照料侄儿侄女的情景，总是有些羡慕和酸酸的醋意，有一次终究忍不住问父亲，为什么我小的时候爷爷没抱过我。父亲说我傻，怎么会没抱过呢，只是抱得少一些而已。他身体又不好，后来就抱不动了，连较重的家务都做不了了。
爷爷那天傍晚被叔叔用板车拖回来的时候，我看见他的嘴角鼻子里在流血，脸色惨白的蜷在那里，很小很小的，一声都不吭。第二天爸爸下班时买回了罕见的香蕉，全都拿进了爷爷的房间。家里的气氛很紧张沉默，我和哥哥挨得紧紧地，也大气不敢出。两天后爷爷过世。那一年爷爷虚岁六十。
是爸爸工厂里派来的大汽车送我们去的火葬场。
那口棺木是大队里公用的。有一段时间他们就把它放在大队幼儿园后面的房间里，每每看到它，总让我想起在火葬场里棺木打开后爷爷躺在里面的样子，总让我觉得他还在那里，想去摸一摸他的脸。
那是我第一次那样仔细地看他的脸，像睡着了一样，似乎还在对我微微笑着，我明白了他就是我的爷爷，我不再怕他了。那时的火葬还是开放式的，爸爸抱着我，就在火炉旁，我看见爷爷被大人们抬着送进了炉火中。我知道从此我的爷爷没有了，那一年我四岁。
很多年以后跟随父亲回老家，父亲告诉我那个和叔叔打着招呼的年轻人就是当年带头整死爷爷的红卫兵。父亲说，当时他才十来岁，还是个半大孩子，能让他承担些什么呢？逝者亦已，算了吧。
也许是随了父亲的基因，我连那个人的脸都没愿意看清楚。但父亲只有一点，那人多年来一直尝试和父亲搭上话，都没能实现。父亲说他自己不可能装着没事人一样和他闲聊，虽然爷爷的死多是历史问题。
他们拉爷爷去开批斗会，让他站在据掉了一条腿的八仙桌上，整个下午连桌带人地掀倒了多少回，没有人知道。
等我小学毕业的那一年，父亲才被摘掉了右派的帽子，补发了毕业文凭。四十多岁的他拿到了十八岁时就该拿的文凭，成了我们家的传统笑话。
叔叔和大姑妈曾多次要求爸爸写信上访给爷爷平反。父亲总劝他们算了。说人都死了这么多年，名不名的已经无所谓，爷爷地下有灵会知道的。
有一次有些争执，父亲的嗓门有些高，他说爷爷从新疆回来后如果不坚持上访，就不会死得那样早。
“上访上访，你们知道些什么！”叔叔和大姑妈哑口无言。
叔叔是不知道什么的，刚解放爷爷被抓走时他还在襁褓之中。大姑妈又坚持地写了好几年的材料和信件，终因石沉大海杳无回音而罢手。
而菊英，我知道她是不会回来让我去和她作伴的。
是夏天，村里决定抽干吃水塘的水捕鱼分。那时农村里还没有自来水，顾名思义，吃水塘就是为了吃的水而挖的水塘，但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吧。打小我就知道人们是吃深井里的水，担回家打上明矾放在水缸里，后来就是摇井里的水，吃水塘是洗菜洗衣的地方。
捕完鱼后再从周围的塘渠里把水抽回来。那些小沟小渠里的水就会被抽得剩不下多少，这时就是孩子们的节目了。每家每户大大小小的孩子就会拿着脸盆瓢之类的，自围一段，筑起泥巴的篱笆，浇干里面的水，捉小鱼小虾。
其实不光是对孩子，对每家每户来说这也是改善生活的大日子。
只有劳动力多的家里会分到多一些的鱼，大部分只能分到一两条，一两餐的供应并不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像我们家也只是到八十年代初，分田到户之后的那一年才给分了一条，那以前是没有份的。后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们随父亲搬进了城，也就没了机会再分。
家里有能干的哥哥和弟弟，这些事我从来就没有沾过手。高兴的时候只会站在一边看他们在泥里战斗。但他们多会嫌我碍手碍脚，我的任务就成了在家里看着水桶里他们的战力品，以防被隔壁的猫们给刁了去。
那天午后菊英的爸妈急火火的过来问我有没有见过她，身后跟着一群看热闹的孩子——菊英她一直没有回来吃午饭，有人看到她也捕过鱼。
知道我没有，他们就急匆匆地去了学校，那周围也有好多小水沟，也是孩子们爱去抓鱼的地方。因为他爸妈的语气不太好，哥哥弟弟和我都没有跟去。
过了好长时间，他们又回来了。周围能想到的地方都找遍了，还是没有找到。大家都有不好的预感。她妈妈一看到我就哭了，说我肯定知道她在哪，求我告诉她。我真的不知道，堂屋里满是人，僵持中只有她妈妈的哭声。我的身后只有哥哥和弟弟。
从人群里传出了低低的哭声，那是隔壁的小妹妹。她姐姐忙哄她不怕不怕。她抽抽泣泣，说菊英早上是和她在一起。抓完鱼，两个人一起到吃水塘边去洗身上的泥巴。等她洗完脸从水里抬起头，却不见了一旁的菊英。
没等她说完，他们就拖着她涌向塘边，本村的一个叔叔一个猛子扎下去，一会儿浮起，说是下不到水底，又试了一次，还是不行。
大人们说只怕是要找一个火气旺点的才行，说话间已有人找来了幺爷，他是会些工夫的。
我站在芦苇丛的边上远远的看见，幺爷一只手托着她浮出了水面，她的左脚光着，右脚上穿的是她那只淡蓝色的塑料凉鞋，两只手臂垂着，一晃一晃的，手紧紧握成拳头，握住的只是一些泥沙和几根水草，淤泥随着水在往下滴。
我弯下腰，干呕了起来。
第二天，他们用薄板为她作了一个小棺材，把她埋了。
村里的大人们就说她迟早会回来带我走的，因为我是她最好的朋友。
我吓得晚上只有用被子蒙住了头才敢睡。每天去塘边洗菜，总觉得水里有一种东西想把我吸进去，只得先用一只脚牢牢地绊住塘边粗大的柳树根。
这样战战兢兢地过了三年。很奇怪的是，我从来没有为她或这种害怕哭过。
隔壁的姐姐给了我几根雪里蕻腌菜，我高兴得跑去塘边准备洗干净当零食吃。不知什么原因，直到我冲进了水里我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但已经停不下来了，水位愈来愈高，我恐惧得闭上了眼睛。
不知过了多久，我感到我停住了。慢慢睁开眼，夏日午后的阳光十分耀眼，水没到了我的胸口，温暖的水流在两腿间穿来穿去，像是轻纱拂过，非常舒服。
回过头，看见在旁边水塘里饮牛的大爷目瞪口呆地看着我，张大的嘴啊啊了两声，没再说什么。尾随我而来的姐姐也傻了一样站在岸上。
回过神，我才发现我的两只手还高高地举着，手里是雪里蕻腌菜。不好意识低下头去洗雪里蕻。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菊英是不会带我走的了。
母亲有一次回乡回来，脸色有些不对劲，我问她怎么了，她犹豫了一下，小心翼翼地问我还记不记得菊英，我点了一下头，那时我已经在读大学。
母亲眼里泪光闪闪，她看了我一眼，转过视线说很多年以后菊英的父母又生了一个女儿，那女孩现在活脱脱是另一个菊英。母亲说当时她看见吓了一大跳。
我跟母亲说那女孩子我也见过。母亲一愣。
不是在老家村里，我很多年都没有回去过了。那天是碰巧，我去看在那里中学教书的小姨，是个冬天的下午，没有阳光，有些阴沉。
刚转进学校的大门，一抬头，就看见一个十几岁大号的菊英从旁边的小路上迎面走过来，我就傻了。站在那，紧紧地盯着她，一步两步三步的走过来。女孩被我死死的目光吓着了，惊恐地看了我一眼，裹紧身上的衣服，低着头挨着墙边走过去。
那惊恐陌生的眼睛告诉我她不是菊英，但我仍不死心，追出了校门，看着她的背影一点一点远去。
母亲叹口气说，“一定是菊英那孩子不甘心又回来了，否则哪有那样像的道理？虽然是同一父母，又不是双胞胎？”“哎，”母亲又叹了一口气，望着我，“只是可怜了你，她死的那些年只怕是吓坏了你。”
唉，我还以为我装得挺好的，原来他们都知道。
不论女孩子是谁，我都祈求她这一生健康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