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界真奇妙，短短几十分钟里，飞机上就座得满满的，放眼望去，黑压压的全是人头。而在希斯诺机场，同样陆陆续续地，等待入境的人少倾也站满了大厅。人生就象是一个集散地连着另一个集散地，组合，分散，生命在连接线上演绎着人生。

　　好不容易排到我，却被指示到检查区受检。因为是初次入境，需要体检及相关的一些材料。

　　查询的是一位老太太。我递上国际旅行健康证明书和国际预防接种证明书，体检算是免了。

　　她要过我的工作纸并询问我在英的住址。我告诉她我只知道工作纸上的那个地址。她在键盘上敲了几下，在电脑里查看了一下，告诉我那是商业地址而非家庭住址。她说得很慢，而且重复了两遍。我不是没听懂她的话而是真的不知道我将住哪。她有些急躁，让旁边的中国孩子翻译给我听。我十分窘迫，那中国孩子也只能对她耸耸肩。旁边的人都在笑。在笑声中老太太和满脸通红的我对望了好几分钟，然后她低头去喝了一口水，也乐了，挥挥手放我过关。关口已无人排队，工作人员盖完印章，我算是真正地进入大英帝国。

　　说好会在外面等我的广东男孩子不见了踪影，大概等不及先走了吧。后来曾尝试打他留给我的手机号，是空号。以后再也没见着。顺着指示牌去取行李，东找西看就是找不到我的航班。无奈只能硬着头皮去问一个穿着机场工作服的老头，他让我去问另一位坐在有瑞士航空公司标志房间里的先生。那位胖胖的先生看过我的行李票，让我在他面前的那台传送带上找。

　　我的行李已被取下放在地上。老板的那两个大药箱还在传送带上转悠。试着去搬，纹丝不动。左顾右盼，寥寥无几的大厅内，离我不远处一对年轻人也在取行李，那女孩正看着我笑。目光接触，她捅捅她身旁刚放好行李的男友，那高大阳光的黑人男孩笑嘻嘻地走过来，三下五除二就提下了沉甸甸的大药箱，再帮我整理好推车，我满嘴里只有谢谢，和他们挥手告别。

　　几件行李箱垒起来有我人高，我只能从行李后踮着脚露出头来看路。摇摇晃晃地，幸亏人不多，没撞着别人。推过长长的走道，看见有人在检查行李，我摇摇摆摆地过去排队。工作人员却示意我离开。乐不颠地出关来。抬腕看看手表，将近用去三个小时。

　　不谙世事的傻女孩不知道是被谁庇佑着，糊里糊涂地做着错事，居然还大摇大摆地准备让人家检查。要知道一旦药箱被打开，如此大量的药品是会被扣留的，如果有违禁品的话，后果会更严重。这是后来到店里上班后才知道的。也是上班后才知道公司里的大部分人回国回来都要经北京给老板带药，除非他们的家就在上海广州这样的航班直达城市。所不同的是他们都知道其中的风险，但为了工作签，为了后面老板能给续上工作签，也只能铤而走险。所幸，当我终于有机会再回国时，已供职在另一家公司，不用给老板带药。那是后话。

　　接机的人挺多，我看见人群中一个高高的中年中国男子望着我笑，大概就是老板李总了。虽未曾见过面，但他那有我的照片。果然，他向我走来，原来骑坐在他肩上的小女孩被放在地上，小手紧紧地拽着他的衣角。“小杨吧？辛苦了。”我忙道歉让他久等了，大致说了一下出关时老太太的事。他只是笑，帮我把车推到路口，让我等他取车过来。

　　天色渐暗，起初小女孩还叽叽喳喳个不停，没多久就沉沉睡去。我有些乏，靠在座位上，看窗外的灯火闪烁。这就是英国，我即将生活的地方。

　　汽车在暮色中行驶。李总时不时给我介绍街边房屋的建筑风格。维多利亚式，歌德式或罗马式。

　　一个半小时后抵达目的地。我的住处就在诊所的楼上。李总帮我拿下我的行李，又取出两个黑塑料袋。

　　狭窄的木质楼梯吱吱呀呀，惊动了住在楼上的穆大夫和她的女儿。她们出来一起帮我把行李拿上楼。李总打开黑塑料袋，是两床棉被，两个枕头和枕套。他忘了带床单和被套，有些不好意思地搔搔头，让我将就一晚，明天再给我送过来。并让我休息两天，倒倒时差。把我托付给穆大夫后离开。

　　穆大夫送来一碗热腾腾的排骨汤，让我趁热吃。我不饿，谢了她。她说那就等凉了以后放进冰箱里，留给我明天作早餐。她也来自武汉，让我倍感亲切。寒喧了一会，她让我去整理行李，以便早些歇息。

　　我的房间临街，暗红色的窗帘大概常年未洗，有些发乌。窗下是一张简易的书桌和一张凳子。左手靠墙刚好放下一张单人床，断了两根横梁。我把旧的被絮铺上，再铺了枕套意思了一下算是床单。枕头上铺了带来的新枕巾。盖上新的被褥，合衣躺下。（卫生间里只有浴缸没有淋浴头，浴缸里黑黑的，怕脏不敢用，得买了盆子接了水才可以冲凉。）

　　再睁眼时，窗棂外已透白。抬腕看手表，凌晨四点。窗外汽车碾过马路的声音就在耳边。翻了一下身，闻到枕巾下散发出来的些许异味，再也没法安睡。起身，轻轻下楼到诊所里坐下。

　　诊所店堂很大。我坐在进门左手边的柜台后。柜台是一张硕大的仿檀木办公桌。后面靠墙是一字排开的分格的草药架。草药都装在透明的塑料瓶内。瓶外是标签。中成药放在柜台里及其旁边的玻璃柜中。

　　对面墙上挂着两副字画。一副是岳阳楼的山水画，题有岳阳楼记。另一副是字。纂书。上联“梅兰惠质”，下联“松竹高节”。墙下是四张藤椅。墙角放着两只高大的景泰蓝花瓶。

　　邻街的橱窗下摆着两只布艺沙发，浅灰色的布面上是深棕色的斜纹。沙发中间的茶色茶几上放着一些过期的英文杂志。如果穿过柜台，从大门径直往里，拾阶而上是两间并列的治疗室。治疗室的右手边是一扇门，通向楼上我和穆大夫的住处。

　　我坐在柜台后的升降椅上，把腿搁在柜台上，看街上的车一辆一辆驶过，一直到天亮。

　　穆大夫起来后，带我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急匆匆地赶火车上班去了。她说星期天可以让她女儿带我去中国城买电话卡。临时在旁边的小店里买了一张五镑的卡打回家里报平安。

　　饥饿不期而至，把仍在飘荡的思绪拉回到现实。吃完排骨汤，才意识到得解决吃饭的问题。穆大夫说我可以用她的那些炊具，等安定下来后再作打算。我去街角的SAFEWAY买回油盐米菜和饭盒，付帐后拿回一些硬币，坐在床上研究了半天才大致弄清楚了2磅，1磅，50便士，20便士，10便士，5便士，2便士，1便士的不同特征。再看看账单，换算成人民币，吓得心砰砰跳。

　　逃到街上，一家店一家店地闲逛。蓦然发现街上鲜有白人。出出进进的多是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黑人。后来才知道伦敦的东区是他们的积聚地。中国人称之为阿差区。据说是由他们几点显著的差劲而得名：一是脏，卫生差；二是不守时，信誉差；三是喜欢讨价还价，付帐差。

　　在一家阿差店里意外找到了海天酱油，几分惊喜地买下。（后来发现其实绝大部分的阿差杂货店里都有卖，老陈醋倒是没见着），再回去时发现床上多了一套崭新的被套和枕套。

　　星期天和穆大夫的女儿去中国城。伦敦的地铁古老而先进，路标鲜明，一看便知。英国的交通是左行，所以上下电梯时大多数人都靠右站着，留下左边的空间给赶路的人使用。所以即使是朋友一起逛街，也多是上下站的，并排的话就挡了别人的路，让我有些不习惯。

　　中国城逛得我有些晕，找不着北。

　　一种奇怪的感觉，一走进中国城，你就可以闻到一种只属于中国人的气息。不是那有着异常鲜明特色的牌楼，各种招牌和中国文字，也不是空气中飘散的食物的味道，人们说话的腔调和有些油腻的街道，而是从那些忙忙碌碌的人们身上散发出来的你能强烈感受到的一种无声无形的气息，哪怕他们都背对着你。

　　繁华的牛津街上人头躜动，见识了世界上真正意义上的百货公司——哈罗德（Harrods），让你明白什么叫事无巨细，包罗万象。就单说针头线老这些在国内的很多商场超市都已绝迹的小物件，在它那独占一区，柜台面积就差不多有二十来平米吧。但口袋里只有一千镑的汇票，也只能过过眼瘾。

　　下午回来，店里的钱大夫和前台告诉我李总来找过我，让我一回来就给他电话。电话接通，他让我整理好行李，准备晚上出发。钱大夫问我去哪。我说不知道，李总没讲。心中不免有些惶恐。钱大夫看透了我的心思，哈哈大笑，说，小杨啊，英国没有人贩子。我苦笑。

　　等到晚上九点多，李总来电话说今晚走不了，明早四点再出发。我追着问去哪，他说明天再告诉我。无奈之下，只好再铺好床，一夜浅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