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话里说，当你对着宝库的门说完芝麻开门，它就会为你开启通往幸福的大门。我们都在努力地寻找属于自己的宝藏，敲了一扇又一扇的门，满怀希望地说了一次又一次的芝麻开门，但神奇的宝藏在那呢？也许就在下一扇门内，我们告诉自己。
我又一次晕倒。第二次，在全班同学众目睽睽之下，倒在了手术观摩台边。
手术观摩台在手术室的楼上，供手术观摩及教学之用。在手术台的正上方，玻璃的圆锥体的底部贯穿地板。
好在我当时是蹲在最前面，头一歪就瘫了下去，没有发出太大的声响。
再睁眼时已躺在观摩室里放在墙边用来堆放杂物的床上。教授看着我，目光忧郁，“不是晕血，”他翻了一下我的眼睑，“你这孩子能捱到毕业吗？”他叹气。我反射性地冲他咧嘴笑了笑——他不是第一个如此判断的人。
那一年我读大二，离毕业还有三年。
从进大学起，我已陆陆续续地晕倒过很多次。大街上，公汽里，商场中，学校里，课堂上。其实这一次晕倒是大学期间的最后一次。
我想我那时在那个不大的医学院里还是小有名气的，就为这一而再再而三的晕倒。背地里他们称我是药罐子，我只装着不知道。
卫生科的大夫个个都认识我。有时偷懒不想去上课，就去找他们给开病假条，百试百灵，有时他们还会主动问我要不要多休息几天。遗憾的是多开心也只能偷着乐，而且也不敢要太多，否则会因为出勤不够而被取消奖学金的资格。
有时晕倒在校外，被人送进医院急诊室，回校后报销医药费也都是畅通无阻（那时医学院的学生享受公费医疗，医疗费的百分之八十由学院报销。）
负责报销盖章的是一位三十出头的女老师。我每次去，她从来都不检查我的病历，也不看多少钱，拿起章来就给盖，那感觉真是过瘾。而我也从没报过虚帐。有时她还会给我一些她收集到的偏方，劝我试一试。她有一个四五岁的儿子，我就常想，那爷儿俩可真幸运。
时常会觉得其实病着也还是不错的。可能是因为那时虽然病着，但并不太影响日常生活吧。每星期上几天的课，想偷懒的话随时可以要到病假条，定期去附院门诊部看专家取方子，回到学院把方子交给卫生科，就等着每天课间休息时带着饼干点心去卫生科取煎好的汤药喝。
只是让专家头疼的是，药吃了半年多，但病情并没有什么改善。
我猜想是有人把我药里的阿胶拿走了的缘故，因为我喝的药汤没有一丝阿胶应有的粘稠。但我对谁都没有提起过。后来终究不忍看专家再为我冥思苦想，于是放弃。
专家是免费为我看病的。那是只是想着瞒着父母，不想让他们担心。不为别的，只是我没有那种路要走到尽头的感觉，虽然知道我病情的人都对我是那样的无限怜悯。除去很低很低的血压和有一些低的血糖外，那么多检查的结果都正常，而且每次苏醒后也没见摔坏哪里。我想只是一点小毛病吧，不是他们说得那样吓人。但其实至少应该让父母向专家说一声谢谢的。
专家对我不太上心的态度有一些恼火，每次量完血压她都会警告我，说那么低的血压，随时都有晕倒的可能，出出进进一定要有人陪在左右。我也知道情况差的时候上下楼都会气喘得厉害。但是不可能长期麻烦别人照顾的，而且晕倒前自己都有预感，只要提前坐下，多半不会有太大的事。
很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其实我还是很听她的话的，至少晚上从不单独出门的习惯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养成并持续了很多年。一天朋友问我一到晚上就足不出户的缘由，我一下子愣住，是吗？我问。他异常严肃地点头。他观察了好久，一直纳闷我视为理所当然的积习。霎那间，千头万绪，时空倒回，我才想起其实在那之前我也是夜来疯的一个丫头。
但终究没有瞒过家里。
正当我在周围满是闪亮星星的温暖的光束中满心欣喜，腾空轻盈飞翔，去追随那温暖的光源时，却感到两只脚被什么紧紧地拽住。多么不情愿地低下头去看那绊住我飞翔的东西，却看到两张陌生的脸和一只紧紧掐在我人中上的手——这次晕倒在了公共汽车站。
救醒我的是在第二师范学校上学的两个体育系的男孩子。因着那里三层外三层密密围观的人群，因着还远在城市那头的家，因着那支不起身体的双腿，还因着我那可怜的自尊心，我给了他们附近弟弟就读学校的地址，在他俩的搀扶下逃离。如果不是他俩，也许我就那样飞走了也说不定。有些混沌的状态下甚至没有看清他们的模样，也没有留下任何详细的联系方式，以致于只能在这里对他俩郑重地说一声谢谢。
所幸，等父母知道我的情形时，我的病情也一天天好起来。也许是老天怜悯那些长期以来为我默默祈祷的人们，也许是不忍再伤害我那命运本就多桀的父母，我晕厥的频率越来越少。
那是一段平静如水的日子。我在尽情享受世人温柔的款待。
大学里永远不缺的是青春的躁动和音乐的节拍。或快或慢的应和着年轻激昂的血液。舞蹈班的广告铺天盖地，席卷了人们对各种气功班的热情。院里，系里，班里，大大小小的舞会层出不穷。我静静地站在一旁，看着他们的狂热。只有在那个时候，我才会感到自己是不一样的。我的节目是读小说和看电影，不用人陪也自得其乐。
女生宿舍楼八层高，每层是十间十二个人一间的大房间，沿着走廊一字排开，毫无隐私可言。但那时的我们对隐私也还没有太多的概念，用布帘把床一围，算是私人空间。日子过得热火朝天。
我的床铺是四楼4号房间进门左手边的上铺。门外是走廊，走廊外就是篮球场。篮球场外的半坡上是院系办公楼，斜坡上种着白玉兰花树和迎春花藤，还配着石桌石凳，坡下路边是高大的法国梧桐。院系办公楼之间是排球场，排球场的对面是图书馆和馆前的大草坪。
斜靠在床头，从门边的窗户望出去，是很不错的风景。
春天来的时候，当梧桐树叶还藏在黄褐色的叶苞中睡懒觉时，大朵大朵的白兰花已竞相怒放。风过后，一地雪白，才见本应陪着他们的树叶慵懒地探出头来，像是迟钝的丈夫听到妻子的埋怨后才回过神来一样。娇小靓丽的迎春花像十来岁的少女，迫不及待地想要展示她们的美丽，却又有些害羞，叽叽喳喳地挤在一起相互壮胆。等梧桐树睡醒了，如迟到的小男孩想补救一样，仿佛一夜之间，呼啦啦地全钻了出来，急不可待地从新绿变成深绿。这时，点缀其间的凤凰树才不紧不慢地吐出红丝，高傲地被团团绿意簇拥着，仿佛昭示着自己主人的地位。（此山名曰凤凰山，不知是不是和这山上的这几株凤凰树有关。）
等梧桐树终于飘完了呛人的飞絮，天空也逐渐明净起来。薄丝样的白云飘来的时候，天空呈现出明亮空远的蔚蓝。阳光普照下，各色斑斓的裙子伴着她们的主人婀娜款步，细细的鞋跟敲击着坚硬的水泥地面，发出清脆的笃响。
知了鸣叫，一声接一声，渐渐有些烦躁。气氛好像也遽然紧张起来。步履匆匆，石桌旁温书的身影挤走了恋人们的缠绵，图书馆里的灯光在黑压压的头发上反射出动人的光芒——期末考试的日子来了。
一个月后，啤酒瓶取代了石桌上的书本，恋人们又回来了，在外实习的师兄师姐们也陆陆续续回来了，空气中开始弥漫出欢乐和悲伤的混合气味。
准备着放假回家的人们雀跃不已，开始忙着购买回家的礼物。恋人们却因为这不长不短的分离更加痴缠，到处上演着他们相互喂饭的甜蜜。面临毕业离校的人们三五一群，几箱啤酒到半夜。
楼道里的垃圾通道里陆陆续续传来沉闷的嗵嗵声，各样的车开到了宿舍楼前，泊在篮球场上，离别的人挥手不已，带着祝福和泪水。
慢慢地，校园里沉静下来。伤感的气氛随着烟酒味道的弥散而逐渐消失。只有蝉儿还在树间不停的鸣叫，抗议着难耐的暑热和寂寞。几个因家境窘迫的学生忙着打暑期工，顶着烈日进进出出。
最先返校的是那些难耐相思之苦的恋人。宿舍楼里又传出了哗哗的流水声，晚上的灯光也一盏盏地亮了起来，走廊里晾起了街上正流行的新款衣裙，细细的高跟鞋踩着水泥地笃笃地复又响起。人们陆续回来，欢声笑语掩盖了单调的蝉鸣，五颜六色的彩旗彩带随风飘扬——迎新的日子来临。
各样的车一辆一辆开到宿舍楼前，仍旧泊在篮球场上。送行跟来的家长笑颜逐开，乐颠乐颠地跑前跑后，头上冒着细细的汗珠。
迎新晚会，迎新舞会的音乐复又响起。宣传栏里贴满了大小社团的简介和招聘。兴奋的空气中夹杂着瓜果的香味。殷勤的男士们步履稳健，频繁地来往于同乡会和友好寝室之间。篮球场上围观的人群不时传来激昂的喝彩声，和着碗筷或碗勺激烈的撞击声。晚饭后所有的空地上都是运动的身影，羽毛球在空中飞来飞去，间或传来小汽车为开道而发出的短暂的喇叭声。
秋风吹过，阳光已不再那么刺眼，天空愈发的高远。不知什么时候起蝉鸣已落幕，风中偶尔飘来一两片发黄的树叶，飞扬的裙裾换成了稳重的裙摆，彩色的丝巾飞上肩颈，石桌旁依偎到深夜的人儿渐少。
风一阵凉过一阵，阳光有些微醺，女孩子三五成群，搬了凳子在走廊上晒太阳织毛线，相互打着趣儿。
梧桐树的叶子都已枯黄，每一阵风过，地上都会有不少的落叶。空气里弥漫开烤红薯的香甜。厚实的围巾取代了轻柔的丝巾，可爱的绒线帽也一顶一顶的在风中欢笑。石桌旁人迹罕至，深夜里逐渐只剩下雨水敲击水泥地面的滴答声。哪天清早起来，推开门，外面薄雾笼罩，办公楼和梧桐树身影绰绰，灯光透过薄雾，晕黄。
终于下雪了！漫天的雪花飞舞，整天整夜。第二天早上起来，阳光下的白雪熠熠生辉，有些刺眼。连梧桐树粗大的树干上也积上了厚厚的雪，蓬蓬的迎春花藤被雪压得更加低矮，石桌石凳上积着的厚厚的雪像是镶上去的绒垫，白兰花树也被压弯了腰，伞一般低低地撑开在那里。
男生楼前不知谁昨夜使的坏，在地上撒过了水，现在冻起来像镜子一样滑。早起去开水房打水的人路过，一个踉跄不稳，结结实实地摔倒在地，引来阵阵的笑声和得意的口哨声。雪球飞起来，到处是久违的欢声笑语。下午的时候篮球场上已堆起了几个小雪人，胡罗卜做的小鼻子微微的翘着，格外神气。几个女孩子忙着选景照像，路过的男孩子跳起来拉落白兰花树上的积雪，纷纷扬扬落在她们身上，引得女孩子们的惊叫和笑骂。暮色升起，一切又沉寂下来。
学习的日子伴着雪花的脚步来临，寝室里蜡烛的光芒在深夜里倔强地亮着。考试结束后的轻松夹杂着回家过年的期待和兴奋在校园里一闪而过。
冬天已至，春天即将来临。
等到我毕业，统招统分变成了双向选择。因为分配的种种不公，学生之间以及学生和某些老师领导之间时有冲突，亦发生过流血事件，据说有些老师后来都不敢到学院上班。校方为平息事端，让我们六月底毕业离校。成了有史以来最早毕业离校的一届。
为了体会离别的伤痛，我们寝室成员在大四的时候演习了一次，但不成功。坐在食堂的小炒部里，邻桌是哭哭啼啼的师姐们，我们这一桌更像是聚会，笑嘻嘻的。
毕业时我决定留下来，再体验一次。送走了大部分同学，仍旧没能让我掉下一滴眼泪——全然没有那种今日一别，何日再见君的惆怅——大部分都在一个省，想见面的话，不是不可能。我改变了初衷，临时决定，赶在还有一些人能为我送行时离开，但也是枉然，仍旧嘻嘻哈哈的。在家呆了两天，又跑回学校去送人，还是没有眼泪。
图书馆里的小说被我借阅了一段时日后，再也翻不出什么新鲜的玩意。而报刊亭和五胜路新华书店里总有不断抓住我眼睛的文字：三毛全集，张爱玲全集，白先勇全集，《飘》，《郝思佳》，《百年孤独》，《穆斯林的葬礼》，>，>，>，方芳，苏童，池莉，莫言，>，>，>，>，>，>，>，>，以至于毕业后父亲看我搬回家的三箱这些玩意，气得扔给我一句不务正业，他没等到我打开另两箱西医教材和书本，就摔门出去了。
当时只有省图书馆里的镭射影厅可以看到世界经典影片，而中南财经大学就在它的街对面，占了地利，他们的学生垄断了镭射厅的观看权。仅有的一次，是为了看>，软磨硬施地缠住师兄陪我去充当保镖，进场时还是被人挤倒在地差点被踩死，多亏师兄眼疾手快一把把我提起，吓得以后再也不敢问津。只能在附院的电影厅里将就，以致工作后好长时间都没有进电影院的兴趣，直到>出世。
大学有一点好，下午多半没课，有的话也是一些思想品德之类的。天气好的时候会去东湖，看别人钓鱼，当然多数是翻院墙进去。垂钓者多是男人，中年人多半不喜欢交谈，沉默状，是孤独的思考者。我喜欢那些单就为钓鱼而钓鱼的乐呵呵的老头，像小时候为改善伙食跟父亲去钓鱼一样，为每一条钓上来的鱼而欢喜，还可以听一听他们的钓鱼经，听他们山南海北地神吹。
天气不好会躲进中南商业大楼的顶楼，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四楼，有一个很帅气的小伙子会在那台陈列用的钢琴边弹琴。我会在不显眼处找个地方坐下，远远地背着他。那是卖家具的场地，没多少人，很安静。也许正如人们所说，一看我的脸就知道我有病吧，从来没有人过来干涉过我。那时的中南商业大楼的周围大多还是空旷的菜地，从落地玻璃窗望出去，有一种唯我独尊的感觉。特别是下雨的时候，外面灰蒙蒙的一片，置身于舒缓的音乐里和明亮温暖的灯光中，那感觉真是好极了。
唯一不协调的是，每年总有一两个学生疯掉或自杀——跳楼的，割腕的，卧轨的——各种花样。我想，疯掉的多是对这样一个三流学院的失望吧——寒窗苦读十几年，却不想别人都在接受最新科技，忙着准备GRE，TOEFL时，自己却一脚踏进死气沉沉的古墓（古墓是我们对中医学院的戏称，我进校时已经开设了新概念英语，但师资可是不敢恭维。几年前是没有英语课程的，要背的是医古文，读英语曾被讽为是不务正业）。
开学不到一个星期，我们班就有三个同学申请了退学，重新回到了高中复读，准备明年重考。有了榜样，我回家也对父亲说出我同样的想法。父亲坚决不同意，说我读完后，一样可以考同济的研究生，只是多一年而已（我一直是想进同济的七年研究生班的，但高考语文考砸了，因为同意被招生办安排，就被安排到了这个生源不足的中医学院）。再则从小我就身体不好，他不希望我再经历一次高三。
我用酗酒无声的反抗，母亲求我不要再闹，说再闹下去的话，父亲会绝食。
父亲的话不幸言中，我没折腾几天，就晕倒在第一节体育课上，吓得体育老师惊慌失措。
是一百米体能测试，跑到一半，没有任何征兆，我一头栽倒在地。
退学的事不了了之。后来和父亲说起，如果真是进了同济研究生班，那样的学习任务，恐怕真是捱不到大学毕业。
一直不太明白那些自杀的校友，虽然很佩服他们的勇气。但觉得那样的他们还是太过自私。
活着该有多好啊，还有那样多美好的事情要去做。为什么就不能多忍耐一下呢，说不定第二天就是转机。那样轻易地就丢掉自己，该有多可惜，还有双亲呢，怎么能这样无情的去伤害他们呢？
据说学院原来是美国育婴堂的旧址，解放后才发现那周围有很多孩子的尸骨，怀疑是被做过活体试验的。有人半夜里还听到过孩子凄惨的哭声。说得有些悚然。我一直没有听到过，也不知是真是假。
即使是有冤魂，但孩子的冤魂，也是善良的吧，不会去伤害无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