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那样真切地看到他的恐惧。初夏，他就坐在病床上，盖着棉被，浑身止不住地颤抖。

　　捉住他的两只瘦瘦的手臂，冲他喊，你坚持住啊，你！他无力地抬起眼，看着我说，我控制不了了，洋洋，我知道我不行了。我泪流满面，那一刻，仿佛有什么东西就那样随着他的话倏地一下从我身体里飞走了。我知道，那是希望。

　　参加完他的葬礼，主任把我拉到一旁，说，洋洋，记得那次聚会吧，我他妈就说邪门了吧。

　　那次聚会是在一个同事的家里，为了她荣升团支部书记。

　　有个同事大概是有什么不满吧，借着酒劲，突然抓起桌上的两只碗，啪地摔在地板上。摔得我心惊肉跳。一只粉碎，一只摔成两半。当时主任就说，凶兆啊，凶兆。只怕是会牵连到主人家。（风俗里只有丧事时才能摔的，平日里不小心打破碗是另一回事，老人们会说岁岁平安，岁岁平安，取意碎碎）。那只碎碗在他身后，两半的碗在我旁边。

　　我住完院回来上班，他是科门诊部里唯一到我办公室里来问我好的人。在此之前，我们并不太近。他忙着他的老婆孩子，我忙着我的出国考试。见了面笑一笑，问声好而已。

　　那时他的白血病已经控制得很好了，各项检查基本上正常了。他给了我他自己一直在坚持服用的草药方子，还有各种注意事项——我那时被怀疑是血液系统出了毛病，但不知确切的原因。医生们当然希望我能坚持查下去，但我放弃了。只是想最后的日子里能像个正常人一样生活，不想消耗在医院的病床上。

　　他给我的方子我一直夹在日记本里，没有用。我早已拒绝了所有的药物。

　　渐渐地才知道了一些他的事。

　　因为娶的是一个年龄大他好几岁的女孩子，又没有正式的工作，父母一气之下和他断了来往，儿子的出世也没能改变他们的态度。

　　他说，错了啊，就算再难再苦，也不应该喝那样多的酒去糟蹋自己的身体。他原来是足球队里的前锋。

　　周末他的几个朋友喊他出去聚聚。他来问我意见。我让他千万别碰酒，再就是一定要注意饮食的卫生，最好不要在外面吃。他说他也就只是想出去和他们坐一坐。我想他也应该出去散散心吧。他说，对了，差一点忘了，递给我一张代休票，说是科里开错了名字，把他的加班休假写成了我的名字，就给我休得了。

　　周一上班，他们告诉我他住院了。左小腿被虫咬，感染了。

　　我去血液科看他，他默然地靠在病床上打点滴。整个左腿肿得老高。劝他转院，他只是摇头。

　　周六一早他就到医院就诊，但血液科说病床已满，让他星期一再来。他就到本科住院部，值班医生说怕治疗跟不上耽误了病情，还是专科的好。他一气之下就回了家。

　　我想，如果我让他不要出去散心，如果血液科仍有病床，如果他没有生气回家而是静下心来好好看病，也许他现在就和我一样，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吧。

　　科里倡议再给他的孤儿寡妻捐一次款，正值公司里提出给灾区捐款。团支部书记给我看两个捐款的资料，看着巨大的差异，我说还是公司的号召力大，她说我觉得好没有劲啊，你要是能走还是走吧，这里真的没有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