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秋季，县政府研究决定，淯阳小学改办成淯阳中学。

　　宋重，媛媛、王晗、胡军军等几位学生都升入了淯阳中学学习。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教育系统陷入混乱之中，部分领导和教师被诬陷为“黑帮” 、“反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学校的仪器，教具和图书馆绝大部分被迫坏；各中小学纷纷成立了名目繁多的“战斗队”互相攻击，四处串联。

　　淯阳中学被“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卷了进去。一九六六年六月，县委按照《五。一六通知》精神，派工作组进驻中等学校，首先在教育战线发动开展“文化大革命，”错误地认为资产阶级统治学校，并把战斗的矛头指向教师。

　　七月二十三日，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县城实验二小学习，历时七十五天，总共有三百零三名教师被打成“黑帮” “反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在这次县城集中学习大会上，淯阳中学的王林庆老师被错误地打成了“黑帮”。

　　随之，县内各中小学先后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中小学学生“停课闹革命”。红卫兵走上街头，借口“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习、旧习惯，）大搞打、砸、抢，社会上的大批图书和文物被毁坏。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到处揪牛，抄家，戴高帽游街。

　　在部分老师的唆使下，淯阳中学的宋重，媛媛为首成立了“二。七”战斗队，以胡军军，姚强为首成立了“中原烈火”战斗队。他们一天到晚，停止上课，学习<<中共中央〉〉文件，学习各级报刊杂志社论，学习上级各位领导的重要讲话与指示精神，写“大字报”，开展“大辩论”，搞“大批判”。

　　淯阳中学一时间变成了老师和学生们开展“大辩论”与“大批判”的战斗“堡垒”。

　　宋重、媛媛等十几岁的小学生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与自己朝夕相处的老师，到县城学习了七十五天后竟变成了“黑帮”，成为人民的“阶级敌人”？

　　这些天，王晗更是抬不起头，整天颤颤惊惊地生活，她幼小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创伤。不管白天黑夜，也不管刮风下雨，无论是淯阳中学的老师或学生，也无论是周围各村的干部和社员，所揪就把王晗的父亲揪走。不是绳帮，就是戴着“高帽子”，进行批判或游街示众。正值花季的王晗，既从内心同情父亲，又要与之划清“阶级界限”，整天生活在痛苦的煎熬之中。

　　王晗的母亲悲痛万分，万念俱粉。她十分同情自己的丈夫，担心他如果一时想不开，就会走上绝路，家里断了顶梁柱，天塌下来了—— 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有从内心里抱怨自己的丈夫，为什么平时说话不注意，不然，怎能会被打成“黑帮”？

　　即便连王老师自己做梦也没想到，自从“速师”毕业后，常年累月，起早贪黑，认真备课，精心讲课，细心批改作业，耐心辅导学生，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什么会被打成了“黑帮”？自己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教育教学工作十分执着，为什么竟被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王老师对于这个问题白天想，晚上想，总是想不通。

　　他回忆起在县城实验二小七十五天会议上的情形。

　　王老师被打成“黑帮”主要有两项“罪状”

　　一是有同事揭发：有一天晚饭后，淯阳中学的老师们有几个在校园里乘凉，同事们谈天说地，道古论今，王老师向其他几个老师风趣地说：“听说贺龙元帅小时候非常有胆识。一次，他家来客，客人是一位军官，身上当然带有枪，中午吃饭的时候，院子里的大树上飞来了一只小鸟，客人看到后，立即放下饭碗，出了房门，抬头一看，右手一举，只听”叭“的一声，那只小鸟便落地呜呼了。周围的人为之一惊，有人看见少年贺龙在连眼也不眨……”。这是王老师赞扬贺龙元帅小时候有着英雄胆识，哪料想竟被别有用心的人诬陷为“攻击”党的领导干部的一项“罪状”。

　　另一项罪状是：王老师平时关心国家大事，爱看《人民日报》开辟的《新闻消息》与《国际事实》专栏的内容。

　　在六十年代，《人民日报》每天出版发行一张，共四版。第一版是头号新闻——国内外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有些重大新闻事件第一版刊登不完，每周增加二版，当时人们称之为《人民日报》副刊。

　　淯阳中学的老师们把《人民日报》头版称为报“首”，把副刊称为“尾”。

　　王老师平时说话比较风趣，有一次老师们在一起闲聊，他随便地跟老师们说，他爱看《人民日报》的报“屁股”。

　　在县里的会议上，有位在场听的老师揭发了这件事。有人便抓住这一点，不分青红皂白，无限上纲，说什么《人民日报》是我国政府的机关报刊。王老师诬蔑《人民日报》，就是反对人民政府；反对中国共产党。

　　这次会议上，王老师以“诬蔑党的领导干部”“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罪名被打成了“黑帮”。他失去了政治自由，他成了人民的“敌人”。

　　王老师刚刚被戴上“黑帮”帽子的时候，他曾经向上级领导提出过申诉，但回答是：“罪有应得”。大小会议组织批斗他，他感到是天大的冤枉。他哭天，天不答应；他叫地，地不应声。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他有苦往哪里诉？有冤往哪里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