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你的时候你才十五岁，是个初三生。八二年，读书风正盛，复习资料，模拟试题，满天飞。你家人为着你能顺顺利利地进入重点中学，需要给你找一个出色的家庭教师。家庭教师并不好找，但你家是近水楼台，便利便尽在不言之中了。原本，你家里是联系好了我们班的一个女同学的，但后来我那同学热恋上了，全心全意，便把这一份差事委托给我。坦白说，开始我还真不乐意接受。这份活并不讨好，你成绩上去了，我可以松口气，你成绩上不去，这似乎便是我的过错。何况，这不象玩球，可以凭兴致和好恶来对待的。古时候的“不为三斗米折腰”，延续至今，恐怕不会没有缘由。

　　然而，你的父亲找到了我，他在我们一年级的时候曾经教授过我们现代汉语。他说你的数学成绩不算太好，而重点中学对它要求甚高，他们放心不下。我猜想你父亲从前也对数学心存惧惮，而且相信随着年纪的增长，理性深度的增加，数学于你是愈感困难。这样，我便成了你的家庭教师了，任是谁也不好意思推脱掉。你的父亲是一个好人，想起从前他的课从来没有认真听，心里多少有些内疚。

　　“教师的子女要学不好，别人就会说三道四的”，有同学说。

　　你父亲第一次来找我恰巧我不在，所以，后来同宿舍的见我态度消极，就开我的玩笑，说：“虽然没有‘三顾茅庐’……”

　　第一次见你是在五月一个月明星稀的晚上，星期六，我之所以记得那么清楚，是因为平日就松散的生活这下更没谱了，学校里到处是快活的哄响，好象一个黄蜂窝。我记得还因为我们班组合的足球队打倒了新闻系，全班人挤在我们的宿舍里喝白酒。我垂头丧气地踏着月光往你家里走，身后宿舍是一片快乐的喧闹声。这些喧闹声那下听来显得格外刺耳，格外让人叹气。好象所有的那些声音都在嘲笑我，我隐隐约约的感到自己成为某个阴谋的牺牲品。

　　教职员工的住宅区很冷清，仿佛是校园外的另一世界。整齐划一地排列着的格局相同的建筑，令人疑心是不是出自同一个设计师之手。每幢楼的四周毫无二致地都种着许多花草和风景树，盆栽花木摆满了每一家的阳台，在月光下看起来，就好象一道道凌空的栏栅，礼貌，冷淡而坚决地隔挡着世外。看电视或听收录机的人家都把声量开得很小，偶尔从那个窗口透出荧屏青光。虽然老早你父亲就详详细细地告诉过我你家的地址，可我还是摸索了很久才找到你们家的门。路上难得碰见几个人，问他们，他们都一脸寻思，喃喃道：“中文系的，周平老师？……不认识”，或者“可能是在后面那幢吧？”有一个就跟你们正对楼下，我又回转来时，他问我，“找到了吗？”

　　站在你家门前，不知怎么心忽然砰砰乱跳起来。门上贴着一张卡片，写着你们一家成员的姓名。我惴惴不安地想着，不知道这家的人怎么样？虽则初中的课程对于我轻而易举，这几天自己也将你们学的课本翻了几翻，但这种惶恐心情仍旧如长短身影，驱之不能。我突然发觉自己象害怕瘟疫一样地害怕寂静，我真的宁愿自己面对的是四十多双眼睛，而不是坐到这太过光洁明亮的桌边，面对你。

　　我按门铃的时候就好象把一切都豁出去，孤注一掷了一样。

　　那一段即使不能说是影响我的一生，却是难能忘却的生活就这么开始了。我时常想，以后，我之所以能够凡事比自己的同龄人想得周全，想得细致，多半得益于这一阅历，尽管，偶尔也有同学没有道理地把这讥笑成“世故”或者“机会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