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美，走了。儿子，走了。”

　　我拚命想压制自己的大脑，不让它回忆，但我已经无能为力。那已经过去的一切，一幕幕的涌现了出来……

　　一九六七年，春暖花开的日子，我的心却象掉进了黑窟窿。那天，我离开了上海，来到四明山老家的林镇村插队落户，从此上海居民户口变成了山区农村户口了。在那个讲成份的岁月，我的命运是多桀的，爷爷是工商地主，虽已过世，但“遗臭”仍在，父亲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异己分子”，已经靠边接受劳动改造去了，母亲受不了刺激，提前离开了“可怕的人生”。虽说，老家的村民纯朴忠厚，但工人阶级同盟军的伟大使命，使他们对我只有“教育改造”的重任。

　　我被安排住在我的一位远房叔伯的家里。他是生产队长，五十出头，算是我的师傅，老伴是从邻县山区娶过来的，一位标准的山里妇，有一个女儿叫小胖，小我六岁（不久，我就知道了，我的远房叔伯夫妻不能生育，小胖是他们抱来的）。堂前的小阁楼，面积不大，是我的房间，比较安宁，这成了我逃避现实的匿身之处。

　　开始的日子，我的心很灰很灰的。本来打算考大学，现在运动一来，一切都成了泡影；本来我也积极参加“革命”，可老爸一倒，我成了狗崽子，失去了“革命”的资格。现在来到山里，天天跟着社员出工，挖山造梯田，双手全是血泡不说，混身象散了架似的。

　　后来，渐渐有点习惯了，与村里的人也熟了起来，发现他们并没对我怎么样。大队领导还把宣传无产阶级战斗精神的黑板报让我负责。我有点适应了，有些活过来了，觉得这里“空间”宽大，比上海大多了。这人一活，话也就多了。小青年聚在一起的时间也多了些。我的小阁里晚上总有少男少女来坐。我喝着小胖给我泡的大碗茶，给他们讲讲上海的事：上海的大世界，房子老高老高的，在下面往上望，你们的草帽肯定掉地上的；黄浦江的船老大老大的，比山上的水库还大；……

　　听众都入迷了，我在他们心中成了英雄。

　　每次，小胖总是最后一个离开，因为，她要把卫生打扫干净。反正是哥哥妹妹。一切都很平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