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灵性的瑞金人心底都有一片山海，那些峰峦起伏不定。曾经奔涌的炽热岩浆在亿万年前冷却凝固，成了一片静止的海。山风呼啸着吹过山谷，吹响一只只巨大的贝壳。我的爷爷喜欢谈苏格拉底，喜欢爬山；高为民和胡桑喜欢谈马克思，喜欢爬山；我胡草喜欢谈人生，喜欢爬山。我们喜欢从山顶上望静止的海，听轰鸣的风。
瑞金一中就在笔架山下，绵江河边。校歌云：“笔架凌霄，绵江水长……”都是夸张，和山大的校歌一样夸张。不过，九十岁的瑞金一中确实有点历史，贺龙、郭沫若在那里宣誓入党；苏区沦陷后，国民党政府在学校东面的操场上枪毙革命志士；文革时，在瑞金当市长的邓小平给它题字：“瑞金第一中学”。
我的爷爷曾是瑞金一中的老师，我的大伯和高为民曾是瑞金一中的学生，我胡草在瑞金一中呆了六年，曾经是那里的“草哥大帝”，也是叱咤风云的人物。“飞车党”、“关公党”、“青龙帮”的头儿都是我小弟，党派纠纷还要靠我调停；瑞金一中这么有历史却没被评为国家重点，传说是因为我：那天来的评估专家们一下轿车就看见我领着一群“党派人士”翻墙入校。后来校长让我写检讨，我说：“冤枉啊！你们把大门关了，不让我们进学校，我怕他们看见教室里空着那么多位子……”校长说：“谁让你们迟到的！”我答：“我们没吃午饭，提前十分钟就到了！”校长很生气，把我训了一顿，说：“提前十分钟也算迟到！评估前一个月就说过上课前十分钟关校门！你耳朵长哪了？聋啦！”
校长很伤心，回去还得写检讨交给市教育局的人。我们也只好写检讨。一个老师对我说：“没被评为重点其实是缺钱，他们只是想拿你出出气的。”幸亏我的语文老师是副校长，最爱读我的作文，相信将来我必会成为大作家，不可得罪，所以就给我上尽美言。于是，我们没被记过。到今天，我也没给母校写“黑话”。
语文老师后来做了校长，我读大二那年回学校看他。他问我在山大混得怎样。我说：“不怎样，邓小平理论挂了。”老师骂我：“邓小平爷爷过去常在我们学校开会，他的理论你都敢挂！”我觉得冤枉，他开会那会我还没出生呢，等我在这学校念书时，天天听语文老师在学习动员会上的“XX精神学习”演讲。那时，我和大家一齐趴在桌上睡觉，梦里邓小平爷爷敲敲我的脑壳说：“小草啊！祖国的春天阳光正明媚，可不能贪睡！”于是，我便醒来，桌上流了一大滩口水，正巧语文老师演讲结束，我跟着“同志”们一齐“啪啪”地鼓掌——会议结束时的掌声永远比开始时的热烈！
我们那天“迟到”是因为生物老师带我们去乌仙山采集标本，我们几个贪玩。后来在高考后，我对班里的同学说：“以后每年的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我们在山顶聚会！大家自愿来。”后来我们就年年聚在山顶的庙里吃素饭。大二那年，考上北大的女同学林清璇反对我在乌仙山上搞同学聚会，说要去瑞金饭店一起吃饭。当时，她“煽动”了所有女生和小部分男生来反对我，但我只是沉默。最后，那年冬天我们班四五十个同学还是去爬山，因为我没有同意这个提议。后来，女生们说我：小屁孩一个，比毛泽东还独断专权——我的年纪在班里最小。没办法！谁叫我这么喜欢站在山顶俯瞰峰海的感觉呢。胡桑伯伯一定不喜欢我这样有野心的人，但我比高为民坦率得多，我把来自瑞金的野心挖出来风化，在青岛和威海的海风里风干。
2005年初夏的那个星期六，包藏野心的高为民去西江超市附近的公寓楼里拜访老朋友胡桑。他自以为是受良心驱使，想做些什么帮助这个老乡，帮助这个沉没的天才。但潜意识里，他提防着胡桑，他想知道胡桑出狱后的记忆恢复得怎样。一方面，他把胡桑当作一个绝好的研究对象，一个曾有过许多光辉思想和伟大激情的失忆者；另一方面，他是想侦察出这个老对手有没有回忆出十年前的秘密。结果，胡桑拿门背的扫帚打他。走下公寓楼时，他生气地想：这样一个知识分子，一旦忘了自己读了多少书，就和文盲一样粗鲁，一点教养都没有！
但等他回到家看见自己的妻儿，逐渐冷静下来以后，他又同情起自己老朋友的命运来。胡桑也有妻女，但在他进监狱后，便再没听说过谁去看望他。她们实在是无情啊！胡桑已过中年，仍是孑然一身，实在可悲！他独自在窗前品着葡萄酒，哀叹胡桑的不幸。接着，他又为自己的这份“感动”而感动起来——自己还是有慈悲心肠的！
那天，王凤英似乎对他特别的冷淡，她看见他手上的伤，只是淡淡地问：“怎么了。”高为民说：“擦的。”王凤英转身去卧室里找来云南白药，替他敷上，然后便上班去了，再没有说一句话。
那天王凤英回来得很晚，高为民心里有些不快，但不好说出来，只早早地睡了。王凤英在睡前先去了自己的书房，翻开一本发黄的旧书《牛虻》（英国作家伏尼契的长篇小说，1897年出版于伦敦 。。伏尼契（ 1864 ～1960），在青年时代接触过不少流亡伦敦的革命者，成为作品的基本素材。小说的主人公亚瑟是一个生长在富商人家，从小接受天主教的教育，单纯、脆弱的意大利青年。在经受了被人欺骗、心中的偶像被打碎等一系列惨痛的打击之后，他愤然离家出走。在经历了13年令人难以想象的肉体和精神磨难后，亚瑟成长为一个具有坚强意志、坚定信念的革命者 。。他把解放祖国当成了自己生命的唯一的、终极的目的，或以犀利的笔作武器，或拿起枪，以火一般的激情和冰一样的冷酷投身到反对奥匈帝国的斗争之中。最后终于死在了敌人的枪口之下，但他宁死不屈，英勇赴死的气概令屠杀他的刽子手胆战心惊。在小说中作者以相当的篇幅展现了他心灵的另一面：对过去爱人的铭心刻骨的爱和对自己青年时代精神上的父亲那无法斩断的情。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描写使牛虻这个人物更丰富，更立体，更加令人信服。），从里面落下一张被年轮压黄的照片，照片上，她和高为民、胡桑手拉手站在故乡的罗汉岩上。那青春时期的欢快与激情总是像春潮一样来去匆匆，唯独留下一滴宿雨在老照片上，让人们在日后重温当年的心动。“重温”就像品尝残荷上的一滴宿雨，那份感动是涌在心里却没法落下来的一滴余泪。
夜已经深了，水银台灯下的人常觉得长夜漫漫，孤独无语。王凤英从抽屉里拿出一沓稿件，“为他人作嫁衣裳”。编辑的工作总是这样的，行外人看似有趣，内中的辛苦只有自己才知道；要从浩如烟海的稿件里找出一两篇闪光的文字需要有极大的耐心，这不是体力、脑力的重负，更多的是心灵的重负。现代人的文章里太多伤感、愤世、孤独和寂寞，看这样的文章实在是对心灵的折磨。那些自以为怀才不遇的人，那些愤世嫉俗的清高者，总喜欢向纸里发一大通牢骚，从来不考虑读者的感受。
有年轻的女同事问过王凤英：“有个那么好的老公，怎么还出来干这活儿？”王凤英回答：“喜欢做呗！”年轻的女同事瞪着怀疑的眼睛，她不相信有人会喜欢工作。她说：“我若是有那么好的老公，我就自个在家写小说去！”王凤英苦笑着摇头：“我可不会写什么，只好看别人写的了。”
这就是高为民的妻子王凤英。谁也不知道，这个不冷不热、没棱没角的女人，过去曾是标准的“瑞金土产红辣椒”。小时候，胡桑常常流着鼻涕追在王凤英背后喊：“泼辣货！泼辣货！……”扎着两个马尾辫的小凤英就捡起泥巴朝胡桑脸上扔，一边喊着：“你这个小泥球！比煤还黑！”胡桑并不黑——胡家的人身上都没黑色素基因，但小时候的他脸上常粘满黑泥。
“这样一个黑不溜秋的小土匪，怎么就让我记恨了这么多年？”王凤英常常对着照片里热血方刚的胡桑想。当然，这样想时，她的恨早已在流年中沉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