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天打了个喷嚏，农村又得感冒了。那场百年不遇的“圣帕”台风暴雨再次袭击了我驻的临春村，那个南方偏远的小山村，这是人们怎样都想不到的。

　　洪水呼啸而过，村头的高林庄有50多户的土屋被冲垮或泡塌。那是两、三代人省吃俭用、砍木垒土才盖起的家啊！洪水退后一片狼藉，有的家园只留下门窗、木柱子和那些带锈的柴刀、锯子。灾后人们只好在野外砍杂木条在平地住宿，或投亲靠友生活。

　　鉴于临春村民的受灾情况很严重：十多公里的林业三级采运道路或小桥被山体滑坡冲毁六处、水库和二十多个小塘坝全部完蛋、六百亩农作物绝收。民政部门紧急下拨了救灾物资和部份善款，县委县府还决定由县长亲自挂钩临春村扶贫解困。当然，县长太忙主要的事抓一下，具体工作是由县府办的陈副主任作为联系人来安排灾后重建事宜；当然，民政部门知道是县长亲自挂的村也要更快些。

　　县长以务实和干练闻名，虽是小个子但这与他的巨大威信无关；县府办的陈副主任当地人读音不准，都爱叫他“情副”，他也是个瘦小身材高鼻梁的小伙子。

　　很快，村“两委”和驻村干部便造好了灾民的棉被（衣裤）、食品和救济金的发放册提交乡民政办并转报县民政局。村民们对棉被、食品的发放倒是没啥意见，却对民政救济金及社会各界人士捐助筹集资金只有人均仅80元，总额才2万元很气愤，认为：“这是在打发叫花子”。村民们对灾后危房改造资金每户才4000元也很不满，有的甚至怀疑辛辛苦苦的村干部有“猫腻”要去上访。

　　当时的村民们没有对滥砍滥伐造成的严重危害进行反思，那时的政府官员也在忙于争取上级资金安排灾后重建无睱顾及，那时的新闻记者在不断煽情以激发人们的爱心。我们的民族向来就幸存着危难情结，平时谁都不想说点啥、做点啥，但灾难来临时灾区只希望能从政府上面多要些资金。

　　县长对临春的林区道路灾后重建很重视，要不领导怎么都说：“要致富，先修路！”县长果然在灾后的第二个月就准备在临春开现场办公会，当然陈副也确实对村民有情有义，很快就把这个精神传达给了有关部门。这些有权有势部门的副职倒是很热心的给“情副”出主意：“建议应该带哪些局（办）、应该怎么办扶贫效果显著。”副职们主动要求参加现场会，毕竟能与县长小范围接触的机会也不多。但官场是很讲规格的，县长要的是能说话算数的人。八月份的临春道路现场会参加者，除了扶贫办主持工作的第一副主任外其余都是实职正职的，副职是很难得到阳光灿烂的。

　　多雨的夏季过后，炽热的秋日当空照。在县里，谁都知道县长挂钩过的地方就应该是样板，县长就是红太阳，照到哪里，那儿就得暖洋洋。

　　洪灾过后的临春山路更加险峻，左边是深渊、右边是峭壁，车道沟内被水冲击后祼露的大石块、山坡滑脱的树杆给底盘较低的轿车造成了很大麻烦，很多路段领导只好下车淌泥行走，轿车就由村民抬到能行驶的地方再开，局长们个个累得满脸臭汗，无心观景。可抬车的村民倒是挺乐观，他们一有机会就向局长们敬一支烟，问长问短跟领导套近乎，领导乘上轿车，他们就骑着摩托车在前开路。

　　村部，是一栋和小学合盖的两层框架结构综合楼，那是在一年前的学校土房被暴雨毁坏的原址上重建的，局长们带着满脚淌泥的走进楼上党员活动室。

　　“今天把各位领导从城里请到村里，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这里的山路有多难行。说说看，怎么办？在城里一小时能跑几十公里的车，在这两小时只能走十公里，我们怎么去实现农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大伙刚坐定，县长便开了腔。

　　财政局长首先搭话：“反正县财都是您安排的盘子，县长说给多少就给多少，但要有项目名称才好开支。”这位“财神爷”的脸胖嘟嘟的很像广告中的哇哈哈，他知道肯来开会的人反正都要出钱，所以一反常态先发言。

　　发改局长：“我看项目名称就叫富山伐木场至临春的富临线村道四级水泥路建设，按每公里31万元预算，扣除省、市、县竣工验收合格每公里补助19万元外，其余为村自筹。我看这样缺口为136万元。”这位老发戴着金丝边的眼镜，他的发言把老支书吓着了。

　　临春支书永忠正在抽烟，那是位高额头、留着山羊胡子的中年汉子。其实，支书心里很清楚，这个缺口136万元，按全村每人平摊就要2000元。如果要靠村民集资，这条林区水泥路是永远修不起的，何况上面政策有期限。

　　交通局长是位下巴被刮的铁青的高个子，他这段时期累坏了，必须要先喝茶提神，何况这茶是极品的。他喝着水仙茶道：“按理说建水泥路是交通部门的事，我该先表态。但大家知道我县是林业大县，今年有很多林区采运路被冲毁，加上又是省政府下拨村村通水泥路的最后一年。因此，恳请并感谢诸位支持交通事业……”县长插话，“交通部门能出多少？”

　　答：“我局尽量向大市的交通局争取些资金给临春。”

　　县长从三位局长的发言中已经洞察了他们的心理，知道没有市府拍板恐怕这场会就可能变成一次秋游和领导对农村的高度关心。于是，不等和林业局长和老区扶贫办副主任发言就挥手布置任务：“财政局、发改局、交通局、林业局各10万元、老区办5万元！”

　　这些局长们还是要与县长理论一番，免得日后被属下说自己当软柿子捏。经过十几回合的唇枪舌剑，快到午饭时终于定下：“财政局、发改局、交通局、林业局各5万元、老区办2万元。”村干部担心局长们以后不认账，便建议：“应当以县政府会议纪要敲定。”在这长官意志能决定预算的体制里，农民知道有了这张纸，虽然对县财只是九牛一毛，可对整个村来说则是四十年要上报的村财总数。

　　过年前，村“两委”和驻村干部在陈副主任的帮助下，一个个局的跑才千辛万苦把22万元争取下来，顺便说一下：“在我国这样的礼仪之邦，如今人家肯收礼是给您面子，说明您要办的事能成。”

　　半年后，陈副主任在县长高升去外县当书记时也由副转正不再叫“情副”了；而临春缺口的114万元，除了把争取到的果-沼-牧沼气池建设补助金、水利建设补助金和驻村挂钩单位给的扶贫资金都用于还贷款外，还欠下50万元银行债务，因为临春不再是原县长亲自挂钩的村。因为临春的水泥路在全线竣工通车时，许多村民对电视镜头说的话仍是：“修好路，多砍树，充分发挥林区资源优势脱贫致富。”是啊，林区的资源优势不就是森林么。

　　我们的记者拍的一组长镜头还是那一套：在落日的余辉下，一辆辆满载着深山老林的木材重车又运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