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年前临春给所有去过那儿的人印象还是蛮好的：林地面积在乡里排第三，伐木场砍下的松木、杉木堆积如山。村干部热情好客，见面甭管认识与否先送一包七匹狼烟，下村总要留大伙在村吃个便饭。所以说，领导跟我讲那个行政村没钱筑路才派我去，我根本不信。

　　那条路是深山沟出村的唯一通道，过去是由国营伐木场的道班养护的林区三级路很好走，因为那时山上有很多木材可供采伐，自然不用村里操心路的问题。后来森工国企为了打破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而改制了，村的山场大部分拨交给采育场，又几经资产处置变更转手给了民营林业企业，这条路便没人管了。水灾之后两面夹山的路被堵死了，可是村民每天仍然要出入这条通道、收购责任山和自留山原木的货车每天仍然要出入这条黄泥路，特别是盗伐森林黑木头的车子大部分都超载，以及路两边没有排水沟，所以这条通道很快就变成泥泞不堪、坑坑洼洼的烂路。村民形容这条土路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骑车四肢冰，路无三米平。”

　　交通不便，生产生活用的农资很难运到村里，村民养的生猪、种植的毛竹蔬菜很难外销，只好贱卖处理掉或烂在地里，这些都严重制约着这个村的经济发展，村民反映很强烈，也深深的剌痛着村党支书永忠的心。

　　今年44岁的永忠是土生土长的山里领头羊，有二兄一姐一妹，因此，他比别人更理解村民对水泥道路建设的企盼，也比别人更明白水泥道路筹措资金的困难。

　　有一次，记者陪县长水灾之后来村里搞调研，那里的自然村离村部距离就有11公里。

　　“由于行路难，村里很多的孩子上完初中就辍学了，只能外出打工。”永忠深有感触地对记者说，“路不通，村民眼界开阔不起来，经济发展不起来，农民生活水平就很难提起来。”永忠清楚地跟记者说过，2002年秋天，横坑自然村有位67岁的老党员大清早就来家里，说他孙子得了阑尾炎痛的嗷嗷叫，自己帮借了一辆摩托车，他儿子上午5点钟从村里出发往卫生院赶路，通往村外的路太难行，借的车又坏在了半道，中午11点才辗转送到了卫生院，险些耽误治疗。其实，老人说话目的只有一个：“请求上级早日帮山村修上水泥路。”记者吃完干饭便陪县长回去了。

　　然而，七个自然村太分散、集资难度太大。灾后如何做到既减少农民的负担，又让通村水泥路如期畅通，便成了永忠和村“两委”其他干部日思夜想的难事。

　　2003年的春天悄然而至，先是全国交通局长会议在杭州召开，紧接着《人民日报》报道：“对农村公路建设的工作思路和投资结构作战略性调整，要持续加大对农村公路建设的投资力度，以引导地方更多建设和改造农村公路。”对永忠来说，传来的这个消息不啻是一声春雷：国家要投资500亿元，用三年时间建设一批东部地区村村通的水泥公路。山村的水泥路建设有希望了，机遇来了。

　　他立刻向乡领导请示汇报，他要谈自己对村公路建设的设想和计划，他还要谈如何才能争取到公路建设的投资想法等等。但是，他这个小山村的党支书只能是处处遇到冷漠和尴尬，因为在山区办事不是以报纸为依据，而是以直接上级的规范化的红头文件为执行依据的，如果你拿不出他这个部门的有关文件或顶头上司的具体指示，他们就会很客气的说，“老乡，报告放这，请您回去。”

　　申请资金的报告按行文规定是可以不理采的，而深山的水泥道路建设是无法拖延的。在四处碰壁、村财薄弱、求助无门，又苦等一年无望的情况下，村支书永忠和村主任阿峰只好把他们自己家的全部财产作为抵押，向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50万元，在2004年下半年才开始筑路。

　　50万元对农家来说是全部财产，而对筑路只是个小数字。有人做过这样一项实验，把百元大钞整齐的平铺在4。5米宽的水泥路面上，1万元仅能铺3。85米。铺水泥路，就是用大把的钞票在铺路，31万元在不涨价情况下才能铺1公里。

　　工程一开工就处在停停打打的状态，村“两委”其他干部只好轮流值班蹲守在工地上，抓协调、抓进度、现场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炸药、电、石子、沙子、水、水泥，任何一项准备工作没做充分都会造成停工待料。更困难的是抓工程质量，因为筑路资金是找“米”下锅、赊欠工程队的材料费等垫资款项，质量监理一严格或资金一断链，工程队就嚷着要撤走。而如果不严控质量，省市交通部门验收如果通不过就得不到三级路网补助会更惨。

　　由于长时间在深山中工作，饮食无规律使支书永忠患了胃病，每次出门兜里都要装着胃药。他的烟瘾很大，但他给自己和村“两委”订了这样的规矩：不报销一包烟，不开支一餐伙食，要将每一分钱都用在修路上。他的哥哥每晚都必须在刚铺好的水泥路值班，困了就在人字型工棚打个盹、冷了就在荒地点堆篝火，以防止车辆或动物在未干的路面通过。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有些村民实在太不象话了，施工队筑路不小心压倒他家几根青菜或毛竹也要吵闹着要向村里索赔，晚上水泥路还没干就敢往上过。”村干部讲到这些事也显得很无奈。

　　一直到2007年8月，水泥路共铺了6公里，还有一半没建好。在这二年半铺路的日子里，村“两委”成员想过各种办法筹集铺路资金，能求的人都求过了、能买的山场也买完了。最后迫不得已才把屎盆子往自己的头上扣，上报自己是“贫困村、后进支部”希望省或市下派驻村干部来帮助铺水泥路，因为扶持政策又快过期了，大家实在没招了。

　　说到买山场铺水泥路，其实就是杀鸡取卵只顾眼前，不管将来会被别人怎样骂，但其他村都是这样做。买掉一座山，修了半条路。铺路完成任务了，山场也买光了，欠了一屁股债，集体后劲也没了。而如果不买山场，就意味着要下台让贤，就意味着别地方能完成村村通你这个村就再也没人去光顾，就意味着你村的经济永远不会得到发展。

　　我来驻村时永忠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和我们村有缘，你的姓跟铺水泥路有缘。”我只以为是句玩笑话，而在后面的半年里四处化缘找钱筑路，我才真正体会到边远的受灾贫困村当村干部与坐机关当干部完全是两回事。党中央对农村经济是很重视，搞农村工作为什么还会这么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