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新的厂部班子研究决定，各个车间、部门的管理班子相继组织任命，全厂分三个车间、六个科室。

　　排字车间由金令坤同志任主任（后因病去世改由朱积义同志担任），市北一方由石桂英同志担任副主任。下设排版、检字、校对、拆版、铸字五个组，由人民印刷一厂的师傅任生产组长，市北的青年担任学习组长，学习并配合师傅们工作。

　　印刷车间由王广森、周仿贤同志任车间主任，市北一方由王龙娣同志担任副主任。下设圆盘机一组、二组、手摆机组、平架机组、对开机组、整理组共六个组，同样是由人民印刷一厂的师傅任生产组长，市北的青年担任学习组长，学习并配合师傅们工作。

　　装订车间由徐松林同志任车间主任，市北一方由原皮鞋组副组长丁红英、陈大虎两位同志担任副主任（考虑到这位丁红英阿姨很快要退休，所以增加了一个人选，后来由于工作需要调陈大虎同志去负责运输部门，装订车间副主任一职改由徐邦安同志担任）。下设夹张、单张、精装、票签、刀架五个组，由人民印刷一厂的师傅任生产组长，市北的青年担任学习组长。

　　各个科室的设置是这样的：

　　计划调度科由王国甫同志任科长，市北一方由陈立伟同志任副科长（业务科暂时不搬迁，仍然在人民印刷一厂办公，市北一方业务科的日常管理工作由计划调度科兼管）；

　　劳动工资科由邹丕凤同志任科长，市北一方由王祥云同志任副科长；

　　总务科由市北一方汪荫华同志任科长，唐明泉同志任副科长；

　　供应科由市北一方张章华同志任科长；

　　财务科由朱丽娟同志任科长，市北一方由陈淑芬同志任副科长。

　　组织结构完善了，指挥系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首先是对所有市北的青年职工进行保密条例的培训，（因为那时的印刷厂可不像现在那么随便开办，是属于国家控制的企业，铅字更是严格控制的物资）。厂部在第一次的培训课上，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1978年的冬天，在蕴藻浜的下游发现了一具无名尸体，这具尸体身上没有任何证件，无法辨明他的身份，唯一的线索是从他身上找到的一张空白信笺，公安局按照这张信笺上的台头所标明的单位去查核，该单位称没有发生人员失踪的事情，而且作为一个保密单位，公用信笺的领用是严格控制的，不可能发生信笺的流失事件，对方提供了这样一个线索：这批信笺是委托人民印刷一厂生产的，请公安局的同志去印刷厂查核一下吧！

　　就这样公安局来到一厂展开了调查，除了核实死者的身份之外，还要核实是否有职工认识这个死者，是否有谋杀他的因素存在？这样一张保密单位的信笺是如何从印刷厂流出去的？！

　　尽管这件事情最后的查核和人民印刷一厂无关，但着实让大家吓出一身的冷汗，因为那时文革刚刚结束，不少劫后余生的人面对这样的事情确实感到害怕。

　　老师傅以这个故事为例，教导我们要严格遵守印刷厂的保密规定，不准拿取任何印刷品，包括印刷的废品；不准泄露自己所生产的产品名称、委托单位；任何人不准把一个铅字拿出工厂的大门！

　　其次，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技术大练兵活动，每个一厂的师傅都指定了负责带教的对象，对他们的产量指标考核进行了适当的调整，让他们放下指标考核的包袱，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带教工作中去。我们则不但积极努力的学习，而且开展了互帮互学的竞赛活动，学习的热情及其高涨。

　　说实话，我们这些拿惯了锄头铁搭的粗笨手指，一开始还真不听话，师傅们两个手指可以轻而易举的夹起20个铅字做到不散不乱，我连5个都夹不起来，而且往往是打乱了。那些看似一模一样的空铅材料，我们根本无法把它们准确无误的区分开来，要知道活字排版除了文字之外，还有59种材料，这些材料之间的最小厚薄误差仅仅是一张牛皮纸的厚度，这么小的误差要靠手感来区分它们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还有那上千种规格的锌线，长与短的最小误差也就在0。1毫米左右，尽管每一种规格的锌线都有着不同的记号，要准确无误的把它们区别出来，再放入指定的位置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两样工作不容许出丝毫的差错，如果搞错了一旦混入排版，会造成漏版，严重时会造成设备事故。更令人头疼的是检字了，七千多个汉字按照历史的规律排列在字架上，一个个看似眼熟，好像都已经知道它们分布的对方了，而到了真正需要去把它们按照文稿的要求检出来的时候，却怎么也找不到它们了。

　　汉字字盘的排列基本上上这样的：

　　使用频率最高的铅字呈一个十字型的形状，这里排列的文字是最常用的，例如：上海市、区、县、单位、价格、金额、年月日、数字及标点符号等；在这个十字型的四个角上各放6个字盘，俗称廿四盘，这里安放的是比较常用的文字，基本上没有什么规律可言，全凭个人的记忆把它们牢牢的记住；接下来就是部首字盘了，这比较好找，基本上和查字典差不多；一些冷门字放在缩盘里，这些文字用的很少，凡是在廿四盘和部首字盘里找不到的文字，一般都能在这里找到，除非这些字已经没用铜模了，那就得刻字了。

　　我们经常拿着一样的稿件进行检字比赛，看谁检得快差错最少，借此来增强自己对字盘的记忆能力。对识别空铅材料的比赛更是别出心裁，我们蒙上眼睛用手来摸，嘴里报出这个材料的名称，让同伴来验证是否正确，每个人一次摸十个，来评定谁的手感最好，差错最少。对排版的考核由车间统一安排，每个人拿一样的稿件，当车间主任宣布比赛开始的时候，大家一起开始操作，按照纸张尺寸来设计版面，选择相应的锌线，而后进行排版、打样。车间根据每个人的操作时间、版面设计的合理与否、材料选用是否恰当、文字线条是否有差错等等来进行打分。比赛结束请拥有八级排版工资质的孙锦渊师傅给我们来讲评，孙锦渊师傅出生于排版世家，他父亲就是活字排版的高手，到了他的手里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他的讲评总是深入浅出，让我们很容易接受，每次他来讲评，不光是我们青工在听课，就是人民印刷一厂的师傅们都来参加听课。

　　良好的学习气氛吸引了一大批爱好钻研技术的年轻人，他们迷恋上了这个古老的工艺，有机会加入这个行列的人固然非常珍惜，没有机会加入这个行列的人，依靠个人的努力顽强的挤入进去，我那时担任拆版组的组长，负责把印刷完毕的版子拆开的工作，我们的任务是把那些使用过的材料进行清理和分类，好让排版的时候重复使用，所以我是没有机会去学习排版。另外一个人是吴毅卫同志，他原来是跟我学习拆版的，后来调到厂部搞宣传工作了，他也非常爱好活字排版这门技术。就这样，我们俩上班的时候干着自己正常的工作，下午3点半下班了，我俩不约而同的来到排版组，找一个空闲的工作台，拿一张表格按它的格式自己学开了排版，有几个下班比较晚的师傅如孙锦渊师傅、傅尔康师傅等经常极其热心来辅导我们。

　　孙锦渊师傅时任排字车间的调度员，他看到我们如此好学，也就有意的培养和指导我们，每到快下班的时候，他会拿给我们一些简单的活交给我们做，虽然这是比较简单的活，但却是一份正式的施工单和稿件了，不再是我们随意拿个表格来学习排着玩的了，这是要正式拿去印刷的呀。他的支持极大的鼓舞了我们的学习热情，我们更加的努力了。

　　就这样，我们慢慢的掌握了活字排版的基本要素，一些简单稿件的排版任务，已经能够胜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