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结束了六年的知青生活，返回家乡西落市。我被分在一家集体所有制的豆制品作坊上班，每月工资18。5元。上班的第一天，我真是从头顶冷到了脚跟。作坊里蒸气弥漫，充满了豆腐特有的卤碱味。朦胧中我看见几个人都裸着上身，在湿滑的砖地上奔跑，还听见他们在轰鸣的马达声中大声说话。“嘿，新来的，过这边来！”一个老头对我喊。他是我的师傅，姓姜。姜师傅教我“摇浆”，就是用一个系了布兜的木十字架，将豆浆过滤。当事时，我与师傅对面在臭水里，扶住木头架子摇啊摇，活像褓母在摇一个快死的孩子；摇了几十几百下，眼见布兜里的豆渣成了团，便空掉，再加入新浆继续摇。八小时下来，人已累得汗流浃背，头也很有些晕了。
据说中国制造豆腐已有两千年的历史，最早的祖师爷叫乐毅。可时至今日并没有多少进步，无非是改用马达带动石磨，先将大豆磨成浆，过滤煮沸点卤，压制成块而已。不过其中“点卤”倒是技术活儿——师傅手持一瓢卤水，把头沉进热气腾腾的黄桶里，一边倒卤水一边搅拌，眼盯着液面念念有词：“老了，嫩了，呵好，起花了……”就这样的师傅，徒弟的我甚至可以当面叫他“老猞物”（西落方言骂人的话）。姜师傅听了只是笑笑，知道我并不安心这份工作。
一天累下来，我和两个老朋友在西落市一家小酒店里喝酒。酒是一元一斤的白干，下酒菜也不讲究，花生米、猪大肠即可，但决不想吃豆腐了——不管是油炸的还是红烧的，尽管它是西落名菜。我的心情很不好，和朋友们说起参加工作后的苦闷。“我就更惨了！”朋友绪勇说。他从云南支边回来，接了老头子的班，当了铁路上的扳道工。几年不见，老同学长成了大块头，身高有1。80米，皮肤黑得像刚从非洲猎狮回来。但是他现在长得很胖，又不象是能打到狮子的人。绪勇讲普通话了，据称是支边时和北京知青在一个师团的缘故。“我成天在车皮上爬上爬下，不晓得哪天让火、火车压死。”自从绪勇改了乡音以后，说话一激动就有点结巴。我喝下一口酒说：“怎么会压死？你又不是聋子。”想起我们小时候经常在铁路边爬火车玩，曾亲眼见过一个聋子给碾做三段，残体拖了十几米，还有肠子。
“你们啦，有个工作干就不错了。”另一个朋友说。他叫吴小春，因病留城，一直没工作，最近才在一家残疾人办的福利厂上班，刻象棋上的字儿。小春患过小儿麻痹后遗症，走路有点跛，但人长得眉青目秀，会拉小提琴，目前又在拼命练书法。闲聊中，小春忽然问我还记得卢世英吗？她最近打听我哩。我说记得的，小学的女同桌嘛。小春说卢世英也是当知青回来，和他的女朋友在一个棉纺厂上班。
“好呀小春，你是怎么搞上女朋友的？”绪勇打着京腔问。“靠小提琴呀。”小春说起自己的爱情故事。前几年因无事可做，他常和几个爱好音乐的人去公园里演奏。那几年正是所谓“文艺复苏”时期，沙漠中走来了不少围观者。听众里有个叫付素芬的姑娘，每每为提琴独奏感动得流泪，终于在听了无数支舒伯特或莫扎特的“小夜曲”后，向琴手表露了爱慕之情。我记得，吴小春始终坚持练琴，那情景朋友们都见过：大热天在那狗窝样的小屋里，头上缠着湿毛巾疯子样的吱嘎吱嘎拉个不停，头上扑满了松香粉，又白又灰。没想到就凭这个，小春居然在我们三人中最先有了爱情。小春又和我说起卢世英：“天良，你要是还有意思，我让我的女朋友帮你说说？”我回答说：“好好，什么时候去喝你的喜酒。”并不太关心女同桌的事。
那天晚上我们都喝多了，绪勇摔坏了一个酒杯子，店主因此骂骂咧咧。本来在小春的劝解下事情已平息了，可是店老板竟攻击小春的身理缺陷，这下我们不依了。也不知谁先动了手，打斗中对方的来势很凶，火钳、菜刀都拿了出来了，呐喊声整条街都听得见。有个小子甚至端出一锅开水来，要烫我们。我抓起一根凳子砸过去，开水倒在小工的脚背上。他跳起舞来，一边唱“哎哟”歌。由于隔壁商铺的人都过来帮忙，我们实际上打败了，兔子似地逃到大街上，却把吴小春留在人家手里了。正当着急时，却见小春自夜幕中一瘸一拐地走过来。他说人家没打他，因为他把身上的钱全给了他们。不过，斗殴时有人报了警。在派出所里我承担了全部责任，以滋事斗殴论处，除了赔偿医药费、店铺的损失，主要当事人被治安拘留了七天。七天后，我一出拘留所，就拉上朋友说还去老地方喝酒。吴小春说：“你这不是还惹事吗？”我说：“老子几天不知肉味啦！”那表情倒像是憋了七天屎，到了第八天还没有找着厕所一样。
我们来到酒店，店主骇得脸青，以为来复仇。我过去拍拍他的肩说：“老板，还是花生米、猪大肠，再打一斤水来。”常喝酒的人，其实不喜欢说酒字。“我也是做生意……”老板脸色由青转白，张落去了。朋友都松了一口气，坐下来。这一回是绪勇做东。他很大方地又加了几个菜，当老板唱到名菜豆腐时，我说“不要”，我不喜欢那种一碰就稀烂的东西。为我接风，我们穷吃海喝。席间吴小春一直哭丧着脸，酒也不喝。他说他的素芬，就快要吹了……“几天前你们还是好好的嘛？”绪勇愣着眼问。小春说起事情的缘由：那付素芬夜班回家，总是有一个男人在尾随；而小春由于腿脚不便，有好几次他赶去接人，耽误了时间，竟看见那男的在黑暗中亲吻他的女朋友。而当小春前去干涉时，就被那个横刀夺爱的家伙打了一顿。为此女方提出要和小春分手，理由是一个男人不能保护他所爱的女人。
“揍他狗日的！”绪勇听完怒道，趁着酒劲站起来。那顿酒喝了不久，我们又去打了一架。那天夜里，正当小春的女友被强行接吻时，我和绪勇冲过去，二话不说就给他一顿好打。那人不经打，被打得屁滚尿流。绪勇对他吼：“听着小子，你要再敢动我弟妹，老子见你一次打你一次，把屎都给你打出来！”那小子的屎没出来，倒像是把苦胆骇破了，哇哇地吐了一地。我想，他可能是有点脑震荡。付素芬也嘤嘤地哭出了声，当然也是吓的，但也说了些感谢朋友的话。
这年的十月，吴小春结婚了。婚礼上，他的那班音乐爱者来凑热闹。在悠扬的乐声中，我们喝着喜酒，听新郎讲起第一次见岳父母的情景：“那天她妈妈久久地打量我，问将来靠什么养家？我说当然靠工资了，我的学工期已满了。我还说了我爸的冤案会平反，国家要补发十几年的工资。再说，我母亲多年前就去世了，全家就我一个。他们就同意了。”我看见那新娘子生得娇小玲珑，说话柔声细语，喜欢唱歌，配小春也算是郎才女貌。到第二年的十月，他们生下一个女儿，取名叫吴音。看着朋友结婚生子，我对长我月份的绪勇说：“老大呀，恐怕我们得学点东西了。”我的意思是，我们已是挨边30的人，真要成家，先得有立业的本事。我这个人，和绝大多数西落人一样，生得干筋火旺；但由于早年失学，始终对文化知识耿耿于怀，以为从那儿可以找到所谓人生的出路。绪勇的看法却不同：“现在学东西？恐怕庙子修起，鬼都老了。”
“哪有什么，毛主席他老人家，六十岁了还学英语哩。”我说，暗下决心自学英语。绪勇说：“我看还不如先发点儿横财。火车上什么货物没有？煤炭啦、废旧钢材啦……”这个铁路扳道员说他已经瞧准了，不如趁方便弄点下来换现钱。绪勇说这事儿不稀罕，铁道周边的农民都在那么干，他们成群结队，看见了撵都撵不开，有些就做发了。绪勇毕竟是在全民所有制上班，动这心思我有点吃惊：“你这不是偷吗？要晓得你可是国家的工作人员。”
“屁的人员，老子早就不想干了。”绪勇啐了一口，并叫我晚上做好接应准备。我一向做事不考虑后果，便同意了。货场里的机车编组时，有一种靠惯性滑行的“溜车”，速度比较慢，多有的盗贼都是从这种车皮下手。那天晚上，我在指定的地方等着。一个车皮滑过来，车上的绪勇把煤块往下扔。正当我拎着麻袋一路收拾贼货时，十几个人把我围住了，说是抢了他们的地盘，开始轰抢地上的煤。那情景就像猎豹刚扑住了一只羚羊，却引来了成群结队的土狼。我急昏了头，偷煤块儿嘛，哪有这般黑吃黑的？我用一块煤做武器，把头狼砸倒在地，连续用脚踢。其他人群起而攻之，我被打败了，落荒而逃。事后，他们却追着我要医药费，因为头狼的肋骨被我打断了三根，正住在医院里救治。
我再次见到绪勇是七天以后。他满脸死灰，高大的身躯摇摇欲坠，似乎浑身的锣丝全松了。他说那几个毛贼为了要医药费，居然把事情抖落出来。货场保卫科把他关了七天，说他“监守自盗”，现在已被单位开除了。以后，绪勇便下海经商去了。我仍想着该学点东西。第二年，我的月工资涨到35元。我去买了一个收音机，起先听“电影录音剪辑”，后来电台开播英语讲座，我开始自学英语。当初学外语却不如现在赶时髦，其实连书都没有。我从过去的老师那儿借来一本旧教材，因为要按期归还，我先把书抄下来，接着将整篇课文死记硬背；发音就跟着收音机里学，声音读得乱七八糟，整天感到嘴皮发麻，舌头僵硬，好像吃错了药似的。
还书时老师告诉我，学外语是最考验人的毅力了。人家老外讲了几千年，你想一下子学会，只能是做梦。他还说：“语言嘛，就是人的思维。纯粹的思想其实是没有的，说到底就是某种语言的应用。你什么时候你能用外语想事儿了，也就真正学成了，但是你的母语永远妨碍着你……”我不管这些大道理，继续学。我背单词有个妙法，把每天要记的生词写在手臂上，骑车上班时就看着念；我家离上班地很远，而警察也不干涉。上班后，我手握十字架摇豆浆时，仍看着手臂念念有词。豆腐坊的人都说：“这小子要疯了。”我当然没有疯，而是记了成千的单词。我那手臂写了擦，擦了写，永远黑乌乌的，像做了纹身一样。后来市面有书卖了，老师建议我学《新概念英语》。我也是全文背下，背完二册背三册，如同尚念经一般。由于读得多了，发音也渐渐象话起来，但作为语言仍少与人交流，听力始终很差，这大概是自学外语共有的通病了。
由于“文革”刚玩完，师资奇缺。我经人介绍，去西铁一中代课。面试时，教研组长问我有什么文凭。我说能背《新概念》，我背了约十分种，在场的人听得两眼发直。女教研组长说：“So it is qualified for employing you as a substitute teacher in school。”其实我没完全听懂，但见她的笑容，知道自己被接受了。一个做豆腐的当老师了，虽谈不上命运的改变，但至少让我明白了凡事“只要坚持下去总有结果”的道理。去讲课前，我刮净了胡须，拼命把乌黑的手臂洗了又洗，仍不很干净，但登上讲台时膝盖也不哆索。我对初一的学生讲：“英语有26个字母，就像汉字的笔画，学多了就会发现其中的规律；汉字发音有四声，而英文只用升降调；每个单词有重读音节，至少包含了一个元音。其实我们的汉语拼音，包括标点符号，都是从外语来的……”
我没受过师范训练，就以自学的体会给学生讲中外语言的异同；就和小春苦练提琴的情景一样，我书教下来满身飞雪，也不知是头皮屑还是粉笔灰，但我得意至极。是年，我与原单位办了“停薪留职”，以后转为自动离职。国家恢复教育时期，代课成为我最应景的工作，从初一到高三，连缀上去。其实代课就是务虚，没有固定工资，每课时就5块钱，要想多得就要多排课。当时做那活儿也实在容易，到处都缺英语教师，我最多时甚至可以在三所学校同时上课。这样川流不息地“跑堂”，教学质量就可想而知了。
几年间，我先后在西铁1中、2中、四零信箱子弟校、西落市6中、28中、疏司电大、铁二局职工大学等处代过课，有的学生比我的年龄还大。也许现在40岁上的中青年英语不好，考职称犯难，就是我那时误人子弟的结果。在此我深表歉意，但是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