毓秀跟二傻定婚的消息不胫而走，整个秀水村都轰动了。
最先探得消息的是李二姐。叫二姐只是村里人的习惯，其实二姐已经四十多岁了，干枯的脸上皱纹纵横，但那张利嘴一如年轻时的二姐，针眼大的事也说得像无底洞似的，任你听上三天两夜也不带有重复的话。村里人说，李二姐生不逢时，不然也不会嫁给村里那根“老木头”，半天说不上一句话，三脚拍不出一个屁。也有人反驳，别看“老木头”不说话，心计多着呢，不然，也不会把当年风流俊俏的李二姐弄到手。
还别说，要是上推三十年，李二姐可是十里八乡的美人胚子，闹鬼子那会儿，跟着父母逃荒到了大西南。父亲客死异乡，母亲也在兵荒马乱的年月不知所踪。等到李二姐返回秀水村，就只带着一个女娃儿。丈夫呢？没人好意思打听，怕触痛了二姐的伤疤。一年后，便与被称作“老木头”的老光棍李有根重建家园。还别说，自此后，李二姐成天笑眯眯的，以前的事也渐渐被人淡忘了。
没人能猜透李二姐急着出嫁的原因。表面上看，李二姐离乡多年，没有户口，孩子连上学也没有着落，家里没个男人，是有些难。但以李二姐的性子，操持家计，也绝不在男人之下。实质上，内心的苦楚只有李二姐心里清楚。风韵犹存的李二姐尽管带着一个孩子，但没少了上门提亲的人，甚至公社里一位死了老婆的干部专门托人给李二姐捎话：如果李二姐肯入他的门，保证她下半生吃穿不愁，女儿上学自然由他一手搞定。秀水村最知名的媒婆明婶也凭其三寸不烂之舌三番五次登门造访。
“我说狗子他娘，”明婶坐到炕沿上，从一个破本子上撕下一张二指宽的小纸条，从自己带来的烟荷包里取出一撮上好的关东烟，放到纸条上面，紧紧卷了几下，然后用舌尖轻轻一舔，掐断顶端撮捻的细条，成喇叭花状，接过二姐递上来的洋火，擦了几下，冒了几星火花，熄灭了。又划一根，只听“哧”的一道磷光闪过，火柴棍的火苗渐渐大起来，将火凑到喇叭筒上，将烟点着。先是深深地咂一口，狠劲吸下去，然后又喷出一大口，登时屋子里烟雾弥漫。
“这可是打着灯笼找不着的好亲事啊！”明婶扯起公鸭嗓，“你想啊，人家是公社大干部，多少姑娘都眼瞅着呢。咱求人家，人家还未必肯。如今，人家看上你，是你的福分。千载难逢，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明婶把从听书中得来的话照搬不误地拿过来。见李二姐不为自己言辞所动，依旧无动于衷，便停下，静静观察她的脸色。只见李二姐纹丝不动，不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就那么僵持着。
想来这一招并不凑效，明婶便见风使舵，把屁股从炕下挪下来，随手将余火在炕沿上掐灭，把烟蒂随手丢到灶旁。
“二姐，你可得想好喽。如果心里活动的话，给我个话，我好回人家去。不过，晚了，可就错过这段好姻缘了。”临走，明婶还忘不了扔下一句话。迈出门槛，想再说什么，却又咽下去了。
如此几番下来，见二姐还没有活口，就有些不耐烦，但也不能眼瞅着这十块钱、一刀肉就这么飞走了呀！（那时人们提亲，事成媒人可得的奖赏）而且，如果巴结上公社里那个张主任，自家的小子将来有什么事情也好有个后盾。
于是，明婶越发变得低眉顺眼起来。“狗子他娘，我也给人提过不少亲了，像这么般配的还是第一桩呢。何况，你入了张家门，也就不用再跟土坷垃打交道啦。你想啊，这不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吗？”
这回李二姐终于发话了。“明婶，你就不用多操心啦，我心里已经有人了。我想好了，我生在秀水村，父母不在了，又别无兄弟，我就不能再离开秀水村了。我要听爹的话，在秀水村续李家的香火。”
这样的回答显然不能令明婶满意。她心里直犯嘀咕：会这么简单？这个破秀水村有什么好的，我嫁到这里快四十年了，还不是受苦挨累一辈子？结果呢，除了熬下几个儿孙，别的什么也没有。没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没吃过一口像样的饭。难道这个二姐看不出来？呆在这个村，就注定受一辈子穷和累，永远也没有出头的日子。
然而几天后，明婶真就听到了李二姐与“木头”扯了结婚证的事。
没人悟出其中的奥秘，连神通广大的明婶也蒙在鼓里。她一直想打听出点端倪，好四处撒播一下，以便进一步提升自己在秀水村的威望。甚至有一次，她拉住有根，软硬兼施，想套出些有价值的话来。可这老木头软硬不吃，一个劲儿直摇头，嘿嘿地笑个不住：“我也不知这娘们图我个啥。”有根越是这样说，明婶的疑惑也就越大。这事看上去简单，却像一个沾满刺的谜团，似乎答案就明摆着，可越摆弄越摆弄不清。
起先，人们也向明婶打听，结局往往令人大失所望，于是也少有人再提起。日子又如流水一般开始了，白天上坡，晚上休息，李二姐和有根在人的眼里也慢慢像平常的夫妻一样，不再像个谜，人们知道不会有结果，也再懒得打听什么。
如今，提亲的明婶已经作古，她是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的。在她心里，至少，还没有弄清李二姐的来龙去脉，这不是白白活了这么多年吗？遗憾归遗憾，她还是在子女的目送下永远闭上了眼睛。
记不清从哪年哪月哪日开始，世道开始变起来了，变得连二姐也看不懂了。可身为一个普通农村妇女，也只能按着上面的路子走。一会这运动，一会那革命，搞得村里人心惶惶。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跟着上面的路子走，肯定没错。
也就在这当儿，来了几个从城里来的娃儿，说是什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热心的二姐和其中的那个女娃儿于不觉中热络起来。闲话中，知道这孩子叫毓秀。时间久了，毓秀看二姐对她百般热情，也就不再拘谨。二姐也觉得：这女孩子跟自己贴心着呢，什么心里话都跟自己讲。
令二姐不解的是，跟二傻定婚这么大的事，毓秀竟然没的告诉自己。所以，当二姐听到这事先是大吃一惊，继而深感意外：“这秀水村巴掌大的地方，这就几百口子人，居然这么大的事情没有通过我李二姐？”那天到公社驻地赶集，二姐再也不是风风火火地跟随邻人哟喝，而是买了几样家常菜急匆匆地往家赶，连跟人打招呼也不再有了以往的热情。村里人不觉纳闷：这个李二姐，没吃错了什么吧？
那是一个特别的年代，二姐也说不出到底是为个啥，只知道时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响应领袖号召，毓秀从大上海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小村庄。跟她一同到来的三个男知青被安置在一间闲置已久的破败房子里。
初到房间，把那三个大城市来的小伙子吓得直打激灵：第一位知青刚迈进门，一只硕大的老鼠从屋梁上跳下来，翻了个跟头，稍一停顿，“嗖”一下子从他的腿间穿过，冲向房屋一角，立时不见了踪影。惊魂甫定，再来看看新家，简直惨不忍睹：墙壁暗淡无光，蛛网密布，一角堆着一些乱七八糟的什物，几块木板拼凑起来的大床还落着厚厚的灰尘，暗示着这里曾住过人。一张斑驳的四方桌上摆着一把带着花生镂空图案的铁皮暖水瓶，桌旁架着用油漆桶制作的炉子和一些零星的饮具，表示可以直接开火做饭了。
一股腐败的气息直冲鼻孔，跟在后面的毓秀禁不住捂了一下鼻子，连咳了几声。陪同他们一同过来的生产队长“嘿嘿”地笑了笑，看得出神态也并不自在。“你们都是大城市来的，到我们这小村庄来，会有些不习惯。这里也没有更好的条件，也只能这样将就着啦。如果以后遇到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我会尽力给你们解决。”说完这句客套话，又对跟在后面的几个社员说：“这些城里来的娃儿，干净的很呢，先给他们打扫打扫，让他们安顿下来。”说完，又朝几个知青笑着点了点头，侧身出去了。
好在，只有毓秀一个女孩子，被安置在李二姐家一间不足八平米的小套房里。尽管地方狭窄，而且，二姐家的杂物大多堆积在这个房间里，余下的地方勉强可以容纳一张床，但毓秀还是很满意，至少比那三个同命鸟幸运一些。再加上李二姐的热情，毓秀的生疏感很快消除了。偶尔，她也到男知青那里搭个伙，更多时候，就在二姐家同桌吃饭。再加上被称作“狗子”的女娃儿已是十四五岁的大姑娘了，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春妮。这么大的女孩子，正好跟自己是个伴儿。于是，在毓秀的一再要求下，春妮便把铺盖卷也搬到小套间。每到夜晚，煤油灯下，两个女孩子就嘀咕到半夜。
其实，毓秀也只不过比春妮大两三岁，但城里人生活好，养得白白嫩嫩，让春妮好生羡慕。毓秀说得哪怕一句非常简单的话，春妮也会用心去听，生怕漏掉一个字。特别到了晚上，毓秀的新鲜感一过，也就不再过多地絮叨，而是喜欢一个人靠在油灯前看闲书，春妮也就知趣地躺在靠墙的位置，脸朝里一个人想心事。慢慢地，成了习惯。春妮想，毓秀姐知道的这么多，一定是从书上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