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7年冬季开始，雷北村发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闹事。我们本该用白描的手法，生动而又形象地把这一过程详细地描述出来。但是时过境迁，对于涉及到具体的人和事而又无法搜集到确凿证据的过程，作为纪实文学，鉴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只好迫不得已寻求一种自我保护的叙述形式。
这里，我们摘抄1998年10月21日中共大荔县委给中共渭南市委的《关于雷北问题的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其中对于这一事件全过程的叙述无疑具有权威性和准确性。该《汇报》在第一部分题为“事情的经过”中是这样写的：
1997年冬，雷北村在征收农业特产税时，利用广播向全村公布征收进度，对未交户点名督促。张庭腊以村上点名损坏了自己声誉为由，与村民王建设、王顺仓、张德茂、石林、张茂合、许忠喜等私下商议，并开始实施“以把张有耀推下台”为目的的行动，与家族成员和部分群众联名上告张有耀。
元月20日（农历腊月二十二）晚，雷北村电工王民祥在收缴电费时，与村民许春喜发生纠纷，许春喜打伤王民祥，村治安办报告两宜派出所处理。次日早，公安人员前来处理纠纷时，张庭腊、许忠喜（许春喜之弟）等向群众说“公安人员来村是张有耀一手策划的”，煽动不明真相群众近百人，将公安人员围困长达6个小时，使公安人员无法执行公务。
元月22日（农历腊月二十四）张庭腊、王建设、石林等五人到张有耀家要求对话，并喊：“该下台了！现在还没弄美（指张有耀贪污）？”
2月2日（农历正月初六）一大早，张庭腊再次组织十余人到张有耀家闹事，要求张有耀早八时在村办公室对话。持续时间长达3个小时，围观群众50多人。
2月4日（农历正月初八），村上用广播宣传十五大文件和省上的两个《决定》精神，张庭腊等人冲进广播室阻止宣传。
2月9日（农历正月十三），村上召开企业改革会议，张庭腊等十几人冲击会场，将村上两次贴出的企业改革公告撕毁。随后，强行封了广播室、小车库，长达20多天。
2月11日（农历正月十五），张庭腊、王建设、石林、许忠喜等人事先假称雷北元霄节闹社火，吸引本村及邻村群众千余人聚集，在村里架设高音喇叭，由石林主持召开了所谓的“雷北村反腐败动员会”。张庭腊在“演讲”中罗列了张有耀的38条“罪状”，称张有耀是“腐败分子、政治骗子、政治投机分子、假劳模，雷北也是假先进”等。宣布了四条所渭的“决议”：一是村委会主任张三存的选举不合法，宣布“撤职”；二是滩下地由他们“接管”；三是抽水站由他们“接管”；四是立即将“腐败”车的牌子和轮子卸掉。随后，王建设、石林等人撬开车库门，卸走了小车轮子和车牌，至今4个轮子仍未追回。
3月11日，张庭腊等人强行“接管”了村上抽水站和备用物资库。此后20多天，张庭腊、王建设、王顺仓等利用高音喇叭定时广播，恶意诽谤谩骂村干部，诋毁雷北名誉。还张贴名为“惊（警）告”的大字报，扬言要“在雷北放血”，并打印“联名上告书”、“告雷北村干部书”、“张有耀腐败本质面面观”、“告雷北村村民书”等传单1,000多份，向中、省、市、县投寄，并向群众广为散发，“声讨”张有耀的所谓“罪行”。称“当干部的都发了，多的贪污十万，少的也有几万”。煽动群众“把雷北的几百万元现金和一千万资产夺回来分掉，不能让张有耀董了（指让张有耀乱花了）”，鼓动群众分资产、分滩地、分鱼塘、不纳税、不交粮，数十次冲击村上召开的各种会议。同时，张庭腊等人采取公开谩骂、匿名信污辱、人身攻击等手段，对雷北村干部和家属进行威胁、恐吓。用农用三轮车撞张有耀家的大门，给张润叶写匿名信，语言不堪入目，将正在渠边洗衣服的张有耀之女无故往渠里推。他们这些行为，使村干部及其家人整天人心惶惶提心吊胆，也导致村上群众思想混乱。
5月21日，张庭腊、王顺仓、王建设、张德茂等组织50多人到省委上访，在省委大门口滞留4个多小时。
8月11日，他们又组织140余人，雇用14辆农用三轮车，早8时至11时半到县委上访，围在机关大门外，使县委长达3个多小时不能正常上班。后又打上横幅，拦截108国道过往车辆，致使交通堵塞两个多小时。下午3时至6时到渭南市委上访，要见王志伟书记，提出让市委撤销张有耀职务等6条无理要求。市信访局和县上领导劝阻说服无效，又于次日凌晨2时，二次到省委上访。他们打着写有“腐败不除誓不罢休”字样的横幅，多次高呼“张有耀滚下台”、“打倒雷北土皇帝”等口号。在省委门前持续9个多小时，有上百人上前围观询问。后经省市县领导反复说服教育，于11时左右返回。
雷北问题发生后，县委先后三次派工作组进驻该村调查核实问题，均受到张庭腊等人的围攻谩骂。
2月13日（农历正月十七），工作组刚到雷北走进村企业办，就遭受到40多人的围攻，村民王有江当场砸了企业办的桌子、茶几、电暖器、水壶等物。
5月10日，张庭腊等到省委上访，工作组干部出面说服劝阻，遭到围攻辱骂，上访者张春潮出手打了工作组成员。
6月23日，工作组找张庭腊、王建设等人分头谈话时，受到上访主要成员亲属等50余人的围攻谩骂，达一个多小时。张茂合、王八生等人当着工作组领导的面，砸毁和抢走了会议室悬挂的8面牌匾，撕毁和抢走了6面锦旗，工作组谈话被迫停止。
雷北问题发生前后10个月中，张庭腊、王建设、王顺仓等的行为和做法，不仅扰乱了雷北村社会治安秩序，而且使村上经济遭受严重损失。抽水站被强占半年之久，期间损坏电机一台，水泵两台，丢失水渠衬板、库房备用物资等财产，经公安局核实经济损失约为9.8万元。97年农业特产税22万元仅收了一半，剩余部分无法征收；98年农业税12.5万元因闹事无法征收。年初确定的投资1,160万元生猪产业化养殖联营项目、承接河南某公司纱锭加工项目都中途搁浅，造成经济损失约20多万元。村上治安混乱，纱厂发生两次被盗，损失3,000多元；渠道上的近500多棵桐树被人偷盗、毁坏。村上各项制度无法落实，有的人乱占集体巷道，有的人封堵公厕，计划生育工作也不能正常开展，过去受过处理的人不断给干部找茬寻事，村办的纱厂、砖厂、工贸公司等多个企业被迫停止经营，村上工作处于瘫痪状态。
这个《汇报》是中共大荔县委在雷北问题发生后8个月，郑重其事向上级党委写的报告。从《汇报》关于闹事过程叙述的遣词用句看，态度是谨慎的、客观的。没有夸大其辞，更没有无限上纲。因此，我们对于《汇报》阐述的基本事实，应当不表示任何疑义。
二
实际上，雷北村这个时期发生的一系列无政府主义状态，远比《汇报》中所叙述的严重得多，恶劣得多。雷北村党总支、村委会、企业总公司1998年9日28日，曾向上级党委和政府写过一份《关于张庭腊、王顺仓、王建设等聚众冲击党政机关、企业团体干扰社会秩序的情况报告》，我们再以大事记的形式摘抄其中的有关章节，作为中共大荔县委给中共渭南市委《关于雷北问题的工作进展情况汇报》事情经过叙述的注脚，相信对于事件真相的进一步了解会有更多的帮助。
“元月22日（1998年，下同）、2月2日早，两次冲击张有耀家。张庭腊、王建设、石林闯进居室，面对刚起床脸没洗的张有耀，勒令下台，接受审查。王顺仓等十多人围在门口助威。两次都是吵闹不休，招来巷院中人围观，弄得饭吃不成，新春佳节不得安宁。”“王顺仓唆使张增发曾4次私闯张有耀家，每次都在晚上9时左右，都是同王顺仓酒后一起，挑衅、滋事。一次竟开三轮车冲闯张有耀家的大门，前轱辘在门内，后轱辘在门外，把大门堵住屋里人出不去，外边的人进不来，几个小时才离去。”
“2月9日早升国旗后，总公司召开企业厂长、经理会，贯彻省委省政府两个《决定》，研究企业产权改革方案和新的一年计划。这时，张庭腊、王顺仓、王建设、石林等带上他们的家属30余人，气势汹汹骂骂咧咧先冲进企业办，又冲进会议室。村党总支副书记张润叶说：‘我们正在开会，有问题会后谈。’张庭腊骂道：‘你们现在还开啥会？’王建设蛮横无理地说：‘会议室也有我们一份，我们也要开会提意见。’刹时，七嘴八舌围攻张润叶，会议被迫中断。随后，这些人聚集在招待所西侧道路上打口哨，呼口号，骂干部，惹来200余人围观。张庭腊、王建设、王顺仓、石林趁机破嗓子煽动：‘先把总公司小车封了。’他们在前面跑，其他人跟随其后。小车库非法查封后，张庭腊、王建设、王顺仓又喊：‘把广播室封了，不准他们乱喊叫。’于是，这些人又轰到二楼广播室和一楼总公司办公室，边走边打口哨，骂声不断，非法查封了广播室。接着，又跑到大街什字口喊：‘第三个行动是封保卫科（纺织厂保卫科）、治安办的门。’他们将保卫科李纪民从招待所三楼楼梯拉到几百人面前，又将保卫科长汪兴旺推来搡去围攻、谩骂，狂喊：‘不让他们吃饭，不让他们睡觉，让他们滚蛋……’直至中午11时多，围观者才相继离去。这次事件后，总公司、村委会已无法正常工作。8个企业产权改革方案贴出来，被撕烂，再写一次，又被撕烂，致使产权改革没有结果，损失惨重。”
“2月11日（农历正月十五），张庭腊、王顺仓、王建设、石林等事先预谋，哄骗说雷北元霄节闹社火，招引邻村和本村群众一千多人聚会。他们架设高音喇叭，召开所谓的‘雷北村反腐败动员会’。张庭腊上台演讲，给张有耀罗织了38条罪状，使用了一系列的诬陷谩骂语言，公开对张有耀进行人身攻击。随后，王建设和石林等人先后两次撬开总公司车库两扇门，摘了小车牌子，卸了4个车轱辘。又闯进抽水站站长张高运家，围住大门，堵住巷口，强行要抽水站的钥匙，接管抽水站。”
“2月13日下午，县委农工部长王俊成带领几位部局领导来到雷北进行调查。这一伙人便满村叫人，纠合40多名男女，把王俊成等围在会议室，七嘴八舌乱起哄，让王俊成等连话都说不成，当场砸了企业办的办公桌、茶几、电暖器、水壶等。几位领导看无法工作，便要回县里去，却又被围住小车不让走。直闹到天黑后，才让路放几位领导回县里去。”
“2月19日，张庭腊、王顺仓、王建设、石林等11人，开着三轮车，冲进乡政府，要乡政府答应撤销村长张三存，要张有耀下台。李乡长说服教育他们不要胡闹，他们辱骂李乡长，说乡上和村上干部是臭气相投。”
“2月25日，张庭腊、王顺仓、王建设、石林等7人，又冲进乡政府，围攻魏乡长。对魏乡长说：‘雷北当干部的都弄美咧，张有耀贪污的30万元在合阳存的哩。张有耀 外孙女的房是用公款利息盖的……’”
“2月28日晚，党总支副书记张福来在村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说到了王建设。第二天清早，王建设便闯入张福来家里，拍桌子弄板凳争吵不休。还跟张福来的妻子、老母亲混吵混闹，扬言小心着，与张不得零干（没有完的意思）。”
“3月初，张庭腊、王建设等在乡政府院子大骂：‘这是啥政府，乡上干部不为民做主。’张庭腊威胁恫吓乡政府说：‘到北京告状花了8000元，我手里拿着省委批件，省上要来人处理雷北干部的问题。’临走，几个人叫喊要夺抽水站，还要夺医疗站，逼乡上表态。”
“3月2日晚9时，王顺仓闯进基金会干部石福祥家，质问石：你为啥要在村民代表大会上作证我父亲（王羊法）偷盗集体小麦？石福祥说：我要说公道话。两个小时后大约深夜11时许，王顺仓和他的兄弟王满仓及母亲等五六个人，手持棍棒、铁锨在石家门口挑衅叫骂：石福祥，你出来，非把你的血放了不可！王顺仓母亲把石家的窗子敲得咚咚响，破口大骂。其他人也一齐打门敲窗，挥木棍，舞铁锨，凶恶至极。围观者没人敢去劝阻，石家到底没有开门，才幸免遇难。”
“3月10日，王建设闯进村委会主任张三存家，以要求浇地为名，威胁辱骂张三存。随后连续五六天在高音喇叭上谩骂、诬陷张三存。”
“3月11日中午12时左右，王建设、石林等纠合三四十人，公然闯进抽水站。王建设威胁正在上班的职工说：‘我们要上水，你俩滚蛋。不然，老子今天就不客气了！。’跟随的人便一哄而上，连拉带扯，把上班的职工推出机房大门。随即又抢占了扬水站，把护渠职工赶走。正在抗旱浇地的群众被停了水，而把水放进没交水费的同伙地里。当天下午4时，张庭腊、王建设在喇叭上宣布他们接管了抽水站。”
“3月11日下午，张庭腊、王顺仓、王建设等人在架设两个喇叭，从早到晚大肆诬陷、诽滂张有耀和其他村干部的同时，仍嫌影响小。又把广播室从文化楼搬到招待所三楼，在楼顶安了4个高音喇叭，连续数十天，从早到晚不歇气地进行各种煽动性宣传。”
“3月12日，王建设、石林、王顺仓等人又闯入乡政府。乡上干部知道又来闹事，都把门关了。这时，县委农工部长王俊成来乡上检查工作，他们又拦挡住王的车胡搅蛮缠，让王走不了。”
“4月1日晚10时，张庭腊、王顺仓等纠合四五十人，在马小宁（张有耀外孙女）家门口挑衅、滋事，说马小宁家的房是用村上公款利息盖起来的，要扒马小宁家的房，并在高音喇叭上煽动说：‘有血性的男儿赶快到什字口来！’一下子全村都乱了起来，街巷到处挤满了人。张庭腊趁机大喊：‘把马全龙和马小宁都给我往死里打！’这些人的家属跟着一起乱喊乱叫，先把玻璃砸了，门砸了。王顺仓黑夜里手提砖头，此刻村上亮了路灯，又报了警，两宜派出所来人，才避免了一场打砸抢。”
“4月5日，雷北村按照上级指示，三套班子恢复被迫停止的正常工作。刚上班第一天一大早，三套班子正在开会安排工作，张庭腊、王建设、石林等突然冲进会议室。王建设恶狠狠地说：‘你们还开会哩？开不成！看你们把村里弄成球咧，弄不了咧，有人弄哩！’党总支副书记张润叶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干部比你王建设强得多！’王建设无理反驳，气急败坏地又骂村委会主任张三存和其它干部。这时惹来一百多人，王建设蛮横无理，辱骂干部，激怒了在场的群众，有的骂王建设，有的反驳王建设，王看阵势不妙，便灰溜溜地走了。早饭后10时许，他们开动高音喇叭叫喊：‘腐败分子张有耀策划干部斗群众，挑动干部斗群众，我们决不答应！我们要起来对着干，有血性的雷北人走出来！’广播一响，全村又乱了起来，数百人走出家门提心吊胆。王建设、张庭腊、石林等一会儿和这个吵，一会儿又和那个吵，在这个巷骂骂，又到那个巷骂骂，一直闹到下午3点钟。天快黑约6时许，王顺仓在巷道大喊：把刀子磨快，把板斧磨快，今晚要放血几个！吓得群众晚上不敢出门，干部家里都分别被主动前来的村民保护起来。连续两个晚上，全村有100多人不敢睡觉，一直熬到天亮。”
“4月7日清早，石林的父亲在街道什字口贴出黄纸‘警告’大字报，意即黄牌警告，为他儿子石林撑腰壮胆。‘警告’大字报字里行间透着恶毒、凶残和恐吓：‘弹不虚发’，‘把血要放在雷北’等。大字报派人看守，使全村顿时充满恐怖。”
“4月19日晚，王顺仓闯到村治保会主任张郝亮家，恐吓张说：你再要敢给派出所跑腿传人，我就对你不客气！4月30日早晨，石林又闯到张郝亮家，威胁张说：你再要把派出所干警领到我家来，我就把闹事的人全都领到你家来，和你没个完！”
“5月22日，正值省第九次党代会召开之际，张庭腊、王顺仓、王建设凌晨4时纠集50余人，租用一辆大客车从雷北出发开往西安。工作组和两宜派出所闻讯后在两宜镇拦挡住客车予以劝阻，这伙人不但不听，反而起哄骂人，野蛮地拳打县委农工部副部长程福录，威胁说：‘你再骚轻，把你凉凉送到崖头上去。’（崖头是指雷北村埋人的公坟）下午一点多钟，50余人来到省委门口。此时西安正下着大雨，他们一个个蓬头垢面，靠在墙角，蹴在公交车站雨棚下。几个头头的家属妇女乱起哄，乱叫骂。男的高喊：‘要见省委领导，要见李建国书记，不见不回去！’他们要打事先准备好的横幅，派出所长智建峰上前阻止，几个头头破口大骂说：‘你在两宜欺压我们，到西安还欺压我们。不行，横幅要打哩！’几十个人一齐助威，破开嗓子叫骂，强行打出横幅。这时省委机关干部上班，他们越发疯狂起来，打口哨，呼口号，骂骂咧咧，引得数百名过往行人止步围观。一直闹到下午五六点钟，才在省、县、乡干部十多人的全力劝说下，发给面包吃了，最后被雇车拉回。”
“5月26日早，张庭腊、王顺仓、王建设等在街道什字口张贴大字报，诽谤县委工作组在雷北吃了贿赂，诬陷工作组吃鸡鱼带把肘子，要赶走县委工作组。”
“5月27日清早，这一伙人又纠集四五十人，放了万头鞭炮，吸引数百人围观，又当众贴出两张与5月26日内容相同的大字报，再次把矛头直接对向县委工作组。”
“6月23日下午5时左右，工作组跟张庭腊、王建设等分头谈话。几十个人冲进会议室，女的连跳带骂，连话都听不清说的什么。男的抬桌子搬椅子，当着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金平的面，把几十年来中央、省、市、县奖给雷北村的锦旗、奖牌等十多面（块），从墙上摘下来，撕烂，摔坏，扔到窗外去。党总支副书记张润叶劝阻，反被恶言恶语辱骂。整整闹了两个多小时，引来一百多人围观，没有人敢上前阻拦。”
“8月11日凌晨2时，张庭腊、王顺仓、王建设一伙以发钱为诱饵，纠集140余人，分乘14辆机动三轮车，黑夜行驶，约早上5时来到大荔县委门前，要传达室放他们进县委机关。遭到拒绝后便在门口狂呼乱叫，随地拉屎拉尿。8时后，县委常务副书记朱焕文出面，要他们派代表进县委去谈，他们不派代表，要一起见县委书记雷志峰。县委其他领导和干部先后数人出面劝阻，他们根本不理。无奈县委只好锁住大门，要进里边上班的人进不去，要到外边工作的人出不来，严重影响了县委机关正常工作秩序。这种局面一直持续了5个小时。
“中午11时许，这伙人撤离大荔县委，来到108国道公路上，打着‘腐败不除誓不罢休’的横幅，拦截过往车辆，企图改乘客车，致使交通堵塞两个多小时。长途客车没能挡住，他们又继续乘坐14辆机动三轮车，于下午3时许来到渭南市委大门前。跟在大荔县委门前一样，扯起横幅，高呼口号，要见市委书记王志伟，提出要让市委撤销张有耀职务等6条无理要求，一定要市委书记王志伟亲自出面答复。大荔县委和渭南市信访局领导再三说服劝阻无效。这样一直在渭南市委大门口闹到下午6时以后。
“深夜2时许，这伙人依然乘坐违规载人的14辆机动三轮车，其中一半无灯光闸失灵，长途行驶第二次来到省委门前。因为天还未亮，这140余人便东倒西歪睡在省委门前的人行道上，黑压压一片，故意拉撒在街旁花坛。大荔县委副书记朱焕文、程忠义，范家乡党委书记王树林等连夜赶到省委门口，进行说服劝阻。他们非但不听，还破口大骂几位领导。许忠喜对着大荔县委副书记朱焕文骂道：‘你屁不顶，你不拿事。你为啥包庇张有耀？张有耀给了你多少钱？’他们举拳头，呼口号，声泪俱下，每次闹事都充当着同样角色的几个妇女，泼妇般又哭又骂，好象有天大的冤枉。他们刚打出两条横幅，就被省委同志训斥后没收。8时过后，街道上行人车辆骤增，数百人驻足观看。为了缩小影响，省委办公厅把他们所有人领到大门里边一个会议室，让他们派出代表谈话。他们仍然不愿派代表，七嘴八舌一齐说，要省委、县委立刻答复他们的无理要求，还要签字作保。不然，人就不回去，还要到北京去告。省委冯秘书长严厉地批评他们说，你们这是违反信访条例，为啥来一百多人？这是建国以来陕西省没有过的。南方人民和共产党一条心，积极抗洪，你们和共产党闹事。必须无条件撤回去，赶十一点前离开，不然就强行驱散。他们这才灰溜溜撤了回来。”
雷北村党总支、村委会和企业总公司的《情况报告》和中共大荔县委的《情况汇报》相互印证。大字报、大标语、传单；高音喇叭、声讨会、围攻、谩骂；恶意诽谤、诬陷；游行示威、喊口号“打倒×××”；“勒令”、“警告”、“告×××书”；摘牌子、抢广播、砸办公室；宣布领导“靠边站”，自封“革命派”夺权；打人，骂人，打、砸、抢、抄、抓……这一切，简直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翻版。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30多年，现在真正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的人，年令至少都在50岁以上。如果当今的人们要问究竟什么是“文化大革命”，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你，这一个时期内发生在雷北村的事情是什么样子，“文化大革命”就是什么样子。今天的张庭腊、王建设们是什么样子，当年的造反派就是什么样子。
“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馨竹难书，拨乱反正首先从极左时通过的《宪法》中取消了“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维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令人奇怪的是，这种极端无政府主义状态，竟然能够在法制社会的今天持续了8个月之久！人们曾经担心“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会不会在中国重演？理论界和历史界的学者们曾就此有过不同的结论。在雷北，却用活生生的事实表明：如果丧失警惕，人为地创造出那种滋生“文化大革命”的气候和土壤，中国人民曾经遭受过的浩劫，很可能再一次降临在我们头上。
这不是危言耸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