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6年，雷北村人均纯收入200元以下的共有24户，是党支部、村委会确定的扶贫帮困对象。到了1991年，人均纯收入在400元以下的户仍被视为贫困户，党支部、村委会依然千方百计帮助他们脱贫致富。这就是说，在雷北，扶贫工作永远没有个完。党支部、村委会除了每年逐户计算收入求出人均值，以此排出扶贫对象外，还把是否盖起了新式住宅作为一个硬标准。只有把那些困难户帮助到盖起数万元的新房，这一户的扶贫才算暂时告一段落。
说起雷北村的扶贫工作，那可是扎扎实实有板有眼。党支部的同志们不仅牢记党的纲领和领袖们的教导，而且时常耳边回响着村里老人的警语：“一个村子不能穷的太穷，富的太富。贫富差别太大了，村里就不得安宁。”正因为如此，党支部十分明确地把扶贫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由副支书张润叶专门负责，所有干部齐抓共管，实行了一系列切实可行而又卓有成效的具体措施。
每年春节之前，党支部、村委会便要对全村村民逐户排一次队。按照当年实际收入和各种具体情况，参照不断上升的贫困线标准，定出下一年需要帮扶的对象。需要年关照顾的立即给以照顾，让困难户和全村人一样，过一个高高兴兴的新年。
对待无依无靠的“五保户”，吃、穿、住、治病等一切生活费用全部由村委会负担，并指派专人负责对每个人予以精心的照顾。每个月的粮、油、钱，每到换季时候的衣服，每当冬季来临时的烤火煤等，用不着“五保户”张口讨要，村委会就派人提前送到了他们手中。每年腊月底，党支部、村委会的干部们还提着肉、菜，拿着烟、酒、点心、糖果等，一一给“五保户”送上门，还不忘记在他们的大门上贴上喜庆的大红对联。“五保户”去世后，村上要像儿孙满堂的老人们那样，隆重而俭朴地置办其丧事。村干部们参加守灵，组织群众向遗体告别，电影队、自乐班放映演出，给了那些无儿无女的老人们很大的安慰。
对待一般的因难户，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一一落实到户到人。有的缺乏生产资金，自己到信用社贷不到款，便由村干部出面以集体家底作担保，从信用社帮助贷回款来。这些困难户用贷款买回种子、化肥、地膜、农药等，确保了当年生产的需要。党支部成员中有几位都是三四万元贷款的“保人”，承担着一定的风险。一个困难户曾由张润叶担保贷款500元，后来这个人因交通事故死了，肇事者赔偿了一批资金，信用社要从中抵偿贷款，这个人的亲戚不认账。后来经信用社拿出确凿证据，才从赔款中追回了贷款。但是，干部们都不以此为“教训”，继续履行着他们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有的困难户搞不了其它事，只会种庄稼。村委会便在承包地之外，把机动地中的上等地根据他们的能力和需要，以低于其他承包户40％的低价分包给他们。这些户用机动地种棉花、西瓜、蔬菜等经济作物，可增加数千元的收入。有的困难户主要劳力智力低下，只能干笨活，村委会在和村办企业经营承包者签订合同时，把预留几个工人指标作为条款之一，安排这些人凭力气去挣回一份跟别人差不了多少的工资。还有些困难户因残疾或者有病，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村委会便在村办企业中指定看大门、打扫卫生、当保管等，也可以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凡被党支部、村委会确定为困难户的，均由集体代交农业税、免除提留。一个萝卜一个坑儿，通过这些吹糠见米的措施，大部分困难户都在不长的时间里，过上了不缺吃、穿、用，同其他村民一样一年好似一年的好日子。
对于特殊的困难户，村委会则给以特殊的帮助和照顾。有的由党支部分派党团员包干帮扶，确保他们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有的则由集体一次性救济一定数额的资金，帮助度过暂时的难关；还有的则要村委会管吃、管住、管穿、管治病，一管到底。在雷北村，虽然改革开放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群众的收入也大大拉开了差距，但是始终没有特别富裕的“暴发户”，也没有吃不饱、穿不暖、没房住的特困户。
在雷北，人们提起村上的扶贫工作，便会如数家珍般说出一桩桩一件件让人感慨不已的生动事例来……
雷北村原有的“五保户”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个作古，后来只剩下两个老太太，一个叫赵兰侠，一个叫翟仁仙。两位老人并非无儿无女，赵兰侠有三个女儿，出嫁到雷北北邻的南乌牛村；翟仁仙有两个儿子，也住在离雷北不远的西柿子村。按照法律有关规定，这两位老人分别应当由她们的儿女们瞻养。实际上她们已分别住在了儿子和女儿家里，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老人的户口还留在雷北，雷北村就以“五保户”对待。每人每年的生活费、口粮、食油、烤火费和医疗费全部由村上供给和报销。假如雷北村要去跟她们的儿女打官司，雷北村也胜诉无疑。但是雷北村党支部、村委会却不去打这个官司，认为没有必要在老人的心灵上造成创伤，也不愿意给老人为数不多的晚年生活带来人为的不幸。有一年冬天，翟仁仙的儿子让人捎话到雷北，说是他母亲患了感冒。雷北村妇代会主任王茜文提着罐头、苹果、糕点，冒雪步行去了西柿子村看望。卫生所则派人每天送医上门，直到把病看好为止。
雷北村有个患癫痫病的人，名叫张全兴，人称“全供给”。从1968年起，张全兴曾两次被国家招收为正式职工，后来工厂发现有这种病，便退回了雷北。国家单位不愿意负担的“包袱”，雷北村却长期把它背在身上。后来张全兴基本上不能参加劳动，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都丢手不管，只有整个儿依靠集体。张全兴年纪轻轻，能干活时干一阵子，不能干活了就从早到晚关起门睡觉。20多年里，张全兴从未为吃穿发过愁，集体还为他盖好了房子。他感觉到要犯病，就往医疗站卫生所跑，医疗站卫生所专门为张全兴准备着对症治疗的药物，每年的药费几千元。群众说，要不是在雷北，早就没有张全兴了。
困难户张茂胜是张有耀包干扶持的对象，种瓜买不起种子，种棉买不起化肥、农药。到地里只会闷着头干活，不懂得怎样种庄稼才能收入多。因此，跟别人一样一年忙到头，就是手里没钱花。张有耀先是以他的名义从信用社贷款400元，亲手交给张茂胜，然后又帮着他盘算怎样种承包地和照顾的机动地。哪些地种什么，用什么品种，采取哪些增产措施。到了种和管的时候，又手把手教着干，一直照管到收获以至卖成钱装进腰包。就这样连续帮扶了3年，张茂胜学会了不少种庄稼的技术，收入大大增加，日子过得好了起来。张茂胜逢人就说：“张支书好，亲兄亲弟也没有这样管过咱！”
村民张重光过去因患骨髓炎身体致残，“大锅饭”时生产队照顾他干一些轻松活儿，每天挣七八分工，就可以养活他自己。实行责任制后没事可干，只好呆在家里。村委会便让村棉绒厂安排张重光当了监磅员，每月有80元固定工资收入。村民张顺合智商较低，被安排在纺纱厂扫地看大门。张福生智力不全又是聋子，被安排在纺纱厂拉水。这些人要是没有村上的帮扶，那就只有挨饿受冻终生困苦一条路了。
张茂林本来不是困难户，因患肝脓疡先后在县医院和西安治病半年多，花了5,000多元，家里生活出现困难。党支部、村委会便以困难户看待，处处给予必要的照顾。春节前，村上还送去100元，怕的是张茂林没有过年的钱……
这就是雷北村的扶贫工作。没有层出不穷的新花样，也没有那种雷声大雨点小的表面形式，有的只是持之以恒扎扎实实而又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
二
在当今不少农村，党员会都很难召集起来。可是在雷北村，青年开会只需在大喇叭上一喊，半小时以内300多名团员青年只要人在家的，都能齐刷刷到会，且秩序井然。原来，这是党支部在包产到户后下了大功夫培养出来的作风。
有一个时期，社会上各种时髦风刮得邪乎，雷北村青年的心也有些散了。不要说开展什么活动，连个会也开不起来了。团支部向党支部求援，党支部把全村60多名党员召集起来，讲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当场搞了“承包”。每个党员包几个青年，少则三四人，多则五六人，千方百计做教育工作，叫他们先把会开起来。党员一大早就走进“包干”对象家里，通知他晚上开会。中午饭时，二进家门再来一次提醒，娃没回来的让父母一定转告。晚上开会前，党员再次挨门齐户去叫。结果，第一次来开会的还是没有多少人，会议期间还有溜号的。看来光动嘴不行，党支部“下令”党员要把自己的“对象”跟上，甚至把板凳给提上送到会场。后来又要求干脆陪着开会，一陪到底。就这样，一次两次，十次八次，不厌其烦地去叫、去带，去陪，直到由不习惯到习惯，由不自觉到自觉，开会必到成了铁的纪律。党员们被解放了，不少老党员这才长出了一口气，说：“这些个嵬娃子，真叫人不少操心！”
雷北村团支部（后来改为团总支）是共青团中央树立的全国先进团支部。雷北村的“青年之家”被团中央命名为“全国青年之家十面红旗”之一。团支部书记石凤丽荣获“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和“全国农村青年学科学用科学标兵”称号，光荣地出席了全国第十二次团代会，当选为共青团陕西省第七届委员会委员。在不少农村共青团组织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情况下，雷北村团组织在党支部的帮助下，始终保持健全而有活力。
雷北村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具有独特风貌的“雷北精神”，雷北团总支把它总结为四句话，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信念，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求实创新的科学态度，团结文明的道德风尚。”把对青年人的前途、理想教育融汇到弘扬雷北精神，实践雷北精神的具体活动中去，生动活泼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每年清明节祭扫烈士陵园活动，是一次对青年进行雷北艰苦创业史教育的极好机会。团总支精心组织老党员、老干部大讲当年一战黄土坡、二战鸡屎垆、三战料礓石的经过。大讲在“打三千六百个啼起，熬三千六百个夜晚”村歌鼓舞下平整土地的丰功伟绩。每当“五•一”、“五•四”、“七•一”、“十•一”等重大节日，团总支都要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各种纪念活动。“热爱家乡，建设雷北”、“党旗在我心中”、“振兴雷北的希望”、“我与企业共命运”等大型演讲会，充分表达了雷北青年“爱党、爱国、爱雷北”，誓为“四化”做贡献的新追求。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想富、盼富成了年轻人的 “热点”。雷北团总支及时对青年进行“勤劳致富”、“科学致
富”的教育，并把帮助青年打开科技大门促进致富，作为引导青年走正路的一项有效措施。团组织积极组织和动员团员青年参加村里的农技校学习，开展比学习成绩，比实际应用，比致富效果的竞赛活动。谁按时参加了听课学习，谁旷课或者迟到早退，团总支要管。谁学习成绩好，谁被评上了技术员，团总支就表扬；谁无故缺课或不按时完成作业，团组织就批评帮助，让他在青年会上检讨。“人人学技术，个个争致富”的风气很快在雷北村青年中形成，好逸恶劳不务正业的歪门邪道没有了市场。
早在1981年，雷北大队就办起了“青年之家”。当时大队腾出了6间楼板房，投资了1,000元。团支部动员团员青年捐款近千元，又组织团员青年平沟造田和开垦荒地10余亩，每年可收入1,000多元。用这些资金不断充实设备，使“青年之家”拥有各种图书近4,000册，订阅报刊杂志30多份，购置文体活动器械40余件，建立了阅览室、活动室、电教仪器室、影视放映室等，固定专人管理，定时开放。工余饭后，晚上睡觉前或者休息日，青年们就在“青年之家”借书读报看电视或者电影，增长知识，了解国内外大事；打乒乓球、篮球、羽毛球，下象棋、军棋、围棋，参加有益的体育活动。团总支组织的文艺宣传队，每月搞一次文艺晚会，相当一部分节目自编自演，很有吸引力。节日期间，则在雷北大会堂举办大型文艺演出，为全村男女老少增添了喜庆气氛。周末夜晚舞会也被及时引进到雷北。雷北村男子篮球队一直是范家乡的冠军，常常出外参加比赛。健康的文体活动，使雷北青年的思想、情趣在娱乐中得到净化，活跃了团的生活。
每年年终，团总支结合全村表彰先进活动，在青年中评选一批优秀团员、先进青年。通过广播、板报宣传表扬他们的先进事迹， 还把家长的姓名也写在表扬栏内。真是“一人当先进，全家都光荣”，家长高兴，乡党羡慕，亲朋光彩。许多家长经常跑到团总支打问子女的表现，生怕自己的孩子落了后，被人看不起。在雷北青年中，“评优树模争向前，建设雷北做贡献”已蔚然成风。义务植树造林、修路，帮助烈军属、困难户干活，团总支一号召，大家都争先恐后干得热火朝天。
三
有一年年终，在评选“五好家庭”时第6村民小组一户人家落选，眼看着大门口的光荣牌将被取掉，家长心里很着急。在雷北，别看那么个小木板板，在人们的心目中却有着很重的份量。许多小伙子说媳妇，人家姑娘家里要先看看门上有没有那个光荣牌，有就好说，没有难成。这户人家去找张有耀，说是他们家各方面都差不多，没评上“五好家庭”想不通。张有耀也认为这一户人家不错，没有听说有什么不好的行为，便表态说可能是评选中工作没做好，可以补上去。没料想党支部书记找到妇代会，竟被顶了回来。
妇代会主任王茜文说：“他们家跟邻居吵过架，邻里不和就没有资格当‘五好家庭’。他们为啥不来找我？”
张有耀说：“不知道一共吵了几回？要是就那一回，改了不就行了。”
王茜文说：“一回也不行，改正了等到明年再说。咱们的条件是硬的，对谁家也不能降低。”
张有耀说：“我不知道有这么个情况，已经给人家说了能成。”
王茜文说：“你说能成也不成，‘五好家庭’的事我们妇代会说了算。”
雷北村妇代会的权威性由此可见一斑。张有耀忙向妇代会同志承认错误，说自己太官僚，随便表态更不合适。
在雷北，妇代会从上世纪70年代起就是一个十分活跃的群众组织。翻开雷北的艰苦创业史，妇女们谱写的精彩篇章比比皆是。先后任妇代会主任的张润叶、杨晓，曾分别被授予全国和全省“三八红旗手”，出席了全国和陕西省的妇代会。“五好家庭”活动是妇女工作的中心内容，每年从年初动员，修订条件，提出落实措施，到举办各种学习班，解决出现的各种具体问题，再到年终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反复讨论评选，以至最后发奖状，挂牌子，全由妇代会组织承担。在评选“五好家庭”的同时，还要评选好婆婆、好媳妇、好妯娌、卫生模范户、重视教育户，三八红旗手、女能人等等。凡是和妇女有关的活动，全由妇代会牵头负责。妇代会有职有权,在妇女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妇女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王茜文是在包产到户后不久担任雷北村妇代会主任的，是村里最忙的人之一。什么干部家属座谈会，什么“歪瓜裂枣”家长学习班，什么教育子女经验交流会，名堂层出不穷，都是她的点子。有一户村民的两个孩子同时考上大学，她领着人敲锣打鼓送去“重视教育户”光荣牌，在大门两边贴上红对联，表示热烈祝贺，号召全村人向这家人学习。还有那些五保户以及不是五保户实际上却被“五保”的人，生活安排、穿衣、治病等问题，尽管村委会对从各方面照顾做了详尽的规定，具体落实和关照还是妇代会的事儿。此外，每年4次计划生育宣传月活动，也是妇代会唱主角。
有一对年轻夫妻经常吵架打架。有一次打架后，女方娘家来人抬走了陪嫁的立柜、洗衣机等，女的回到娘家去，提出要离婚。婚姻自由既包括结婚自由也包括离婚自由，如果夫妻双方感情破裂，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干涉。可是这对夫妻原来婚姻基础较好，平时没有什么大的隔阂。这种事如果没有人管，久而久之造成僵局，就可能最终导致离婚的结局。妇代会主任王茜文用不着当事人找上门，直接以妇代会名义承揽处理这起家庭纠纷。她来到女方娘家，说服他们让女方先回家去，男方的教育工作由她帮助做好。女方的父亲仍然不答应，说是非离婚不可，要妇代会不要多管闲事。王茜文又来到男方家，要男方去女方娘家赔礼道歉。男方去了，女方的父亲仍然不松口。王茜文一连好几个晚上向女方的父亲讲道理，不要让女儿的婚姻破裂，女方的父亲就是不答应。王茜文不得已，趁着有一天女方的父亲不在家，连说带拉把女方叫回了家。谁知当天晚上女方的父亲回来后找上门来，说要王茜文负责女儿的安全，女儿有个三长两短要问她要人。王茜文一想着了急，当即就去了男方家。叫开小俩口的房子门，看见人家床上只铺了一条被子放了一个枕头，准备睡觉重归于好了。王茜文还是当面向男方“约法三章”，今后再有打人行为，妇代会就帮着女方离婚。男方做了保证，表示一定改正错误。王茜文又去女方娘家，对女方的父亲说明情况，第二天又把嫁妆抬回了男方家。
这种自己给自己找的事，妇代会每年总要处理许多起。她们以自己的辛苦，换来了许多家庭的和睦。
雷北村妇代会不仅管村里人的“家长里短”，而且管妇女勤劳致富上的许多事儿。1991年冬季，妇代会组织妇女利用棉籽皮搞食用菌，从县科委聘请来技术员讲课，组织了54名妇女出外参观食用菌生产专业户，又帮着联系了产品销路，以村上名义跟经销单位签订了收购合同，为全村妇女开辟了一条新的致富门路。
四
雷北村有一个权威的“民事法庭”，那就是调解委员会。在很多年里，除了那些必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的案件外，雷北村的民事纠纷没有矛盾上交过一案，被县法院连年评为先进调解组织。久而久之，雷北人闹纠纷打“官司”，已不再去纠缠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直接去找村调解委员会就可以公平合理解决向题，即使“官司”打输了也心服口服。
担任雷北村调解委员会主任的是曾获原朝邑县特级劳动模范，又被群众公认作风正派办事公道的张引祥，委员是在村里德高望重的张金祥老人。他们每年调解处理各种纠纷二三十起，从未发现过一件冤、假、错案。人常说：公道惹人嫌。可是张引祥、张金祥每每都说公道话，却没有招来多少人的怨恨。相反，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尊敬和赞扬。张引祥常说：“村上干部那么忙，我们多跑点腿，熬点夜，把群众中的纠纷处理好，不要让他们再操这份心，一心一意考虑大事，也是对四化建设的贡献。”每年张引祥、张金祥用于调解工作的时间总在100多天，其中包括无数个大半夜。按照他们的年岁和身体状况，在担任调解会工作期间已经到了什么事都不管的时候。但是他们无暇安度晚年，成了村上的专职“法官”。有道是“清官难断家务事”，他们断的大多数是家务事，其“难”可想而知。这里，我们且举几例，看看张引祥、张金祥的“清官”是怎样当的。
有一对年过70的老俩口，膝下4个儿子相继分家另过。原来老汉尚能劳动时没有提出过赡养问题，此时人老体衰生活有了问题。尤其老婆突然跌跤骨折，看病没有钱。4个儿子都不是很能干的人，便互相推诿把老俩口扔在一边。老汉找到村调解会，调解会予以受理。老汉的4个儿子被唤到一起，互相扯皮说分家不公等等问题。调解会主任张引祥以农村习俗“老子欠儿子的婆娘，不欠儿子的家当”为据，讲说他们的父母受苦受累一一给他们把媳妇娶进门，就算对得住每一个人。老汉又说当年给老三结婚时曾在信用社贷款200元至今未还，还有历年欠集体时的口粮款48元还记在账上。张引祥一并解决说，尽管其他人结婚时没贷款，但是花费的都是共同所有，所以200元贷款和集体口粮款仍应平均负担，既不能只由老三来还，更不能再挂在老人名下。儿子们无法反驳，一一认账。又按照一般的规矩，提出老大、老三管父亲，老二、老四管母亲，各自承担治病和百年后的丧葬费用。调解会不搞老年夫妻牛郎织女，仍要求老俩口一起生活，由4个儿子付给生活费和粮食。以此写下协议书，一式6份，存档调解会，如有违反，当按不赡养父母提交法庭处理。老汉的4个儿子无异议，当即签名盖章。协议生效，调解会监督，老俩口的晚年生活有了着落。
第4村民小组王栓锁老汉也有4个儿子，因为历年贷款、借款及其利息要向儿子名下分摊问题发生了纠纷，上“告”到村调解会。调解会受理后首先经过内查外调，弄清了多达9,200元的贷、借款本、息证据，使老汉的4个儿子都承认这种不容怀疑的现实。原来王栓锁老汉过去由于多子女和花钱不节俭，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在信用社贷了不少款，也向亲朋好友借了账，至今连本带利还有9,200元没有还完。此前老俩口单独耕种承包地，这些陈账也就背在了自己身上。现在看着儿子们一个个生活富裕了，自己却背着还不了的债，便提出分账还款的问题。9,200元分到每个人名下 2,300元，不是小数字，4个儿子便不太相信也不大愿意承担。张引祥和张金祥在解决负债问题的同时，把王栓锁老俩口的赡养问题提出来一并解决。王栓锁老汉的4个儿子情况比较复杂，老大承包果园收入较多，老二过继给了他大伯，老四的女人比较厉害，老四自己做不了主。4个儿子在一起听候处理时，老二提出他大伯去世时是他葬埋的，没有责任再负担生父的债务和生活。老大说埋葬大伯时他曾给了500元，老三说过事杀的猪是他的。老二说这些钱他都还给了父亲，王栓锁承认说：“还是还了，我用了。”面对这种情况，张引祥、张金祥只好先把调解的事放下分别去做弟兄4个的工作。他们说，现在你们都盖了新楼房，不是日子过不前去，背2,000多元的债也把你们怎么不了，不要让村里人笑话。他们劝手头宽裕的老大高姿态，给三个兄弟做个榜样；又要求老二不要再提说过继给大伯的事，那是一种象征性的继承关系，没有多少实际意义。随后，再在一起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案。老大首先表态说愿意承担分给他的债务和负担老人今后的生活。老二表示大家平均分摊他也认一份。老三看着两个哥哥姿态很高，也就不再拒绝。剩下老四拿不定主意，张引祥又把老四叫出去单独谈话，老大跟了出去。老大对老四说，你借我的400元就算还了，明年我再给你弄1,000元，你别给你大嫂子说。咱们这事就这样定下来算了，别再让引祥叔、金祥叔给咱们费心了。老四再没有话说。王栓锁老汉的陈年债务终于分担给了4个儿子，老俩口的赡养问题同时做了安排。老汉的承包地不再自己耕种，划成4份不便耕作，由儿子们轮流耕种收入归己。每年800斤口粮，24斤食油，240元生活费分别平均由4个儿子负担。老大每年春节前交清自己承担的部分，老二2月底，老三卖了西瓜时节，老四卖了棉花之后。这是必须负担的数额，至于各人有孝心自愿给父母什么，调解会不提。
除了家庭纠纷，对于村民相互之间的纠纷，调解会也及时加以处理，保证了全村的社会秩序安定。
有一对订婚3年的青年，即将结婚时女方发现男方有某种缺点提出退婚。订婚本身没有法律保障，婚姻自主不能强迫。男方家里因为有意见提出了苛刻的经济退赔要求，女方家退还聘礼也不够干脆，两家出现争执，甚至有进一步恶化斗殴的苗头。调解会及时出面予以处理，认真听取双方陈述，按照农村惯例，做出合理退赔的处理结论：女方家盖房所借男方600元现金，国家银行利率调整前按一分二，调整后按9厘计息；男方给女方的12件衣料，原物退还；男方家订婚设席费用以及逢年过节给女方家送礼品合理折价适当赔偿；女方家盖房男方帮忙每天以6元常规工资付给报酬。对于上述处理意见，男女双方皆无话可说，表示接受，立即兑现。
雷北村有个人在邻近的西柿子村转包了2亩地种西瓜，原定包地价300元。不料西瓜因旱减产，成熟后又销路不好赔了本，这个人便不想向原承包户交地价款。西柿子村人找到雷北村调解会处理。调解会主任张引祥把双方叫到场，先劝说西柿子村的人实事求是，适当将原定地价降低一些。又对雷北村的人说：“咱们雷北是先进单位，雷北人不给人家包地款，传出去影响不好！你丢得起这个人，咱雷北村丢不起这个人。”最后，将原定300元地价降为220元，雷北这个人5天之内把钱交给张引祥，张引祥转交给了西柿子村原承包户。有一年秋季，有两户村民的3头牛跑到地里，啃了一户种的蔬菜。菜主没有跟牛主人吵架，去找调解会处理。调解会主任张引祥先去菜地勘察，清点了被啃的莲花白总共63棵，根据时价 折合30元。随后才去找牛主人，二话不说，赔了损失还要罚款。按照村委会有关规定，罚款10元，连同蔬菜损失折价共计40元，当即交清。
雷北村调解委员会的同志就是这样一丝不苟认真履行着自己的职责，把大大小小村庄都有的人民调解组织作用发挥得既充分又具体，把许许多多不安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促进了农村的稳定与和谐。
五
1986年上半年，雷北村作为渭南地区试点单位，先行一步开展了农村整党工作。整党中，群众有一个反映强烈的问题，那就是党支部应该管一管红白事中的铺张浪费、封建迷信和攀比之风，群众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要花得有价值。
随着农村不断改革开放搞活，人们手里有了一些钱。有人觉得红白事是个露脸的事，花几个钱图个光彩也值得。于是，一家开了头，家家照着办。有些人家手头拮据，不想办也由不得你。娶媳妇先是手扶、四轮拖拉机，后来变成了汽车，再后来女方干脆明确提出来没有小汽车不过门。遇到丧事更有一番讲究，带有明显迷信色彩的各种程序全都死灰复燃。丧事过了还有“三年”，更是一番铺排。你要是不搞，或者稍微俭省了一点儿，光亲戚中的舅、姑、姨就吵吵嚷嚷得跟你过不去。无奈只好咬着牙，豁出去大操大办就是了。农村目前毕竟还没有富裕到要花多少钱有多少钱的程度，红白 事成了不少人家的一大负担。
这种事应该不应该管，怎样来管？整党中党支部吸收群众意见进行了认真讨论，认为凡是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就是党支部工作的出发点。但是要管又不能搞强迫命令，应当采取群众自治的办法，党支部、村委会给予必要的支持。于是，雷北村“红白理事会”便应运而生。 雷北村“红白理事会”既是一个严格管理的群众组织，又是一个服务机构。经过群众民主协商，由一位离休老干部任理事长，团总支书记和村妇代会主任任副理事长，每个村民小组有一位受人尊敬的村民任理事。村委会为“红白理事会”配备了过事的帐蓬、铁木杆和音响、电器设备等一应物件，制做了红、白花，分派8名公认手艺较好的厨师随时听候调遣。
“红白理事会”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本着喜事从新，丧事从简的原则，结合当地风俗习惯，对红白事的规模、程序和筵席菜肴种类等做出一系列具体规定。喜事，开好婚礼仪式，由团支部、妇代会赠送纪念品，党支部、村委会代表讲话，晚上以茶话会代替粗俗的闹洞房等等。丧事，除直系亲属戴孝外，其他人以黑纱，白花代替，晚上守灵由村上组织自乐班服务，送葬队伍不拉阡，村民伫立街巷两旁致哀等。对于生前为雷北建设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人和德高望重的老寿星，规定丧事可以稍加隆重，发讣告，成立治丧委员会，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召开追悼会等。无论红事白事，当天事当天毕，不搞事后答谢和街坊邻居行礼招待，以减轻当事人的负担。
村民张党申要给儿子结婚，“红白理事会”派人先和女方娘家接头，说明雷北村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新事新办的规定，取得了支持和谅解。接着，男方家过事的一切准备工作，均由理事会帮助安排得妥妥贴贴。过事这一天，村委会的面包车披红挂喜，把新娘接到门前。女方的亲戚被彬彬有礼迎进门里，立即便融入热烈友好的气氛之中。看热闹的人喜笑颜开排列有序，待客的人各执其事忙而不乱。
婚礼在悦耳动听的音乐声中开始，“红白理事会”理事长胸前佩戴着“总理事”字样的徽条，衣冠整齐表情庄重地主持婚礼。同样戴有徽条的新郎、新娘、证婚人、介绍人、双方家长等各就其位。仪程中去除了“一拜天地，二拜祖宗，三拜高堂”那一套封建礼俗，代之以新婚夫妇向双亲、来宾致谢敬酒，各个方面的代表发表即席讲话，衷心祝愿新婚夫妇婚姻美满，白头偕老。随后，团支部、妇代会分别向新婚夫妇赠送纪念品。党支部领导讲话，代表雷北村党支部、村委会热烈欢迎又一位青年加入到建设新雷北的行列中来，提出了期望和要求。整个婚礼笑声阵阵，热情洋溢，文明健康，喜庆欢乐，主客双方皆大欢喜。
婚礼举行完毕，招待宾客的盛宴开始。为数不多的几桌筵席，体现了雷北人富裕后的生活水平。凉菜9盘，热菜18道，鸡、鸭、鱼、肉俱全，咸、甜、辣、烹、炒、烩齐全，赛过城里大饭店里的菜肴。侍立一旁的服务人员，男的西装革履，女的描眉施粉，仪态端庄，落落大方，殷勤周到，笑容可掬，给每一位客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到了晚上，是青年们热闹欢乐的时光，副理事长、团支部书记主持茶话会，唱歌是中心内容。当然，表演的主角是新婚夫妇。甜蜜的生活在甜蜜的歌声中开始了……
在雷北村群众的红白事中，人们常常可以看到党支部和村委会干部的身影，有的充当执事，有的是抹桌子端茶倒水的服务员，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张有耀是最活跃的分子，晚上的自乐班是他得心应手的活动，打板，拉二胡，可着嗓门儿唱一阵子。有时候碰到张有耀外出开会，过事的人家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似的……雷北村党支部把几乎家家都可能有的红白事，不仅在杜绝铺张浪费抵制封建迷信方面做工作，而且作为联系群众，进行生动具体的思想教育的一个阵地，使其充满文明、礼貌、健康向上的新内容。尤其在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人寿终正寝之时，党支部总要协助“红白理事会”组织一定的特殊活动。有的召开追悼会，有的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有的组织群众吊唁。灵堂布置得庄严肃穆，大都有党支部、村委会送的挽联。特别是那悼词，历数死者做过的好事，称颂其高尚的品质和风格，给以公正的评价。既对全村在世的老人是一种慰藉，也是对青壮年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的激励。
有两位老寿星的悼词写得颇有新意，一个是94岁高龄逝世的刘翠凤老太太，另一位是91岁去世的齐玉顺老太太。悼词中分别是这样评价老人的一生和心愿的：
“刘翠凤老人堪称一位德高望重的寿星。她一生为人贤淑，勤劳俭朴，联系群众，情操高尚，为后代妇女们树立了良好的节俭之风榜样；她在左邻右舍中待人亲善，是非分明，从不与人争多论少，结怨记恨，吵架斗殴，厚此薄彼，深受姑嫂姐妹们爱戴；他教子有方，养女知理，持家有序，办事公道。儿孙和乡亲们为失去这样一位老人无不悲痛万分，俯首叩血……”
“齐老太太一生是勤劳的一生，俭朴的一生。她以自己高尚的情操，辛勤的劳动和为家庭为社会的奉献，给子孙后代创造了生活和进步的优越条件，树立了做人的榜样，堪称一位贤妻良母，深得全村人的尊敬。她一生养育过5个儿子4个女儿，硬是以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把一个个拉扯成人，建立了家业，走向社会，参加了祖国建设。如今，她的家庭儿孙济济，革命之风代代相传。惟一遗憾的是她的三儿子张金福选离故乡，全家居住在我国的台湾省。所幸的是去年秋季，张金福在党和政府统一祖国的号召下，不辞千山万水返回祖国大陆，与分别40多年的老母亲以及其他亲人团聚，使老人的晚年获得了极大的精神欣慰……”
雷北村有个叫郭佩玉的老汉，原籍河南省孟津县。解放前跟随父辈逃荒要饭来到陕西，后来在雷北村落了户。郭佩玉老汉是个铁匠，有一手受人欢迎的好手艺。老汉只有一个独生子，从小十分溺爱。到了晚年，他把几乎一辈子的积蓄，包括早年积攒下来的金银首饰，全部交给了儿子和媳妇，盖起了一院子新房。不 料好心没有好报，儿子两口子对老人很不孝顺。积蓄一点儿不剩交给了儿子，郭佩玉老汉手里空空如也，花一分钱都要向儿子讨要。有一年老汉过生日，家里的饭菜仍是老样子。老汉很想吃碗羊肉，问儿子要钱，儿子不给，反把老汉训斥了一顿。儿媳在一旁帮腔，说老汉人老了嘴倒馋了。老汉气得找张有耀告状，哭着向支部书记诉说自己的不幸。张有耀从身上掏出5元钱给了老汉，老汉生日这天才在本村街道的饭馆里吃上了一碗羊肉。又有一次，郭佩玉老汉的头发长了，想到理发店理个发，兜里掏来掏去才掏出1角钱。那时候理发店最低价格是3角钱，老汉不得已问儿子要两角钱，儿子却只给1角钱。老汉只好拿着两角钱，对理发店的人说了几句好话才理了发。还有一次，郭佩玉老汉的叔父去世，老汉想按着当地的风俗送一个猪头去。问儿子要钱，儿子说什么也不给，气得老汉一边放声痛哭，一边拿着自己的皮袄向人典卖。对于郭佩玉儿子儿媳的不孝，村委会、妇代会以及调解会多次进行批评教育，终归没有解决根本问题。郭佩玉老汉因为遭受虐待精神上受到严重打击，于一天晚上服毒自杀身亡。
郭佩玉之死在雷北村引起公愤，群众强烈要求惩治不肖之子。党支部接受群众意见，首先诉诸法律。公安机关经现场验尸，确认是自杀，不足以追究法律责任。党支部和“红白理事会”为此召开了联席会议，决定郭佩玉的丧事不能按照一般的丧事来办，要利用这件事对村民进行一次孝敬老人的教育。
村中央安上了一只大喇叭，喇叭里播放着哀乐。哀乐声中，播音员以沉痛的声调，大讲郭佩玉老汉的功绩。这位忠厚本份的农民，终生以精湛的铁匠手艺闻名周围数十里。对每一个前来加工铁质农具的人，他都以诚相待，既确保质量，又不多收费。1958年集体成立农具修配厂时，郭佩玉便参加了村办企业，把他的技术贡献给了集体。1971年村上修抽水站，郭佩玉曾卖掉父亲的棺材板，一次捐献出300元。他先后还在村办砖瓦场、抽水站和集体果园工作过，劳动吃苦卖力，工作认真负责。直到临死前，还在承包地里辛勤地劳动着……这样一位勤劳一生的老人，惟一的缺陷是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儿子，过于溺爱酿成了苦果。郭佩玉的含恨自杀，是对不孝之子的强烈控诉，也是对娇惯子女的人敲起了警钟。
大喇叭反复播放着，代表全村群众公开谴责郭佩玉之子夫妻俩虐待老人的不道德行为，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压力。
“红白理事会”组织了一次特殊的向郭佩玉遗体告别仪式，参加者均为五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不仅有雷北村老人，而且邀请周围村庄老人参加。事先，“红白理事会”派出厨师，要郭佩玉之子出钱出物，置办了11桌酒席。应邀前来的近百位老人先在村委会办公室集中，再由乐队引导，缓步列队来到郭佩玉灵堂。老人们一一三鞠躬，一边痛哭流涕哀悼郭佩玉老汉的去世，一边破口痛骂不孝之子的罪孽，整个灵堂成了申张正义，斥责忤逆不孝的声讨会。围观者众目睽睽，郭佩玉之子夫妻俩羞愧难耐，一对耻辱的头颅始终不敢往起抬。遗体告别仪式结束，老人们被“红白理事会”留下来吃席，边吃边继续斥骂。直骂得郭佩玉之子夫妻俩叩头谢罪，长跪不起……第二天，“红白理事会”主持在村中间什字路口召开了郭佩玉追悼大会，再次谴责和批评了不孝敬老人的不道德行为，告诫人们在教育子女方面引以为戒。
郭佩玉老汉的葬仪无疑是一次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大教育，是对有违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错误行为的大批判，在雷北村群众中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年轻人从郭佩玉之子遭人唾骂的狼狈相中接受了教训，不由得在心里暗自反省对待老人的态度。最感心情舒畅的是上了年岁的老人们，齐声称赞党支部和“红白理事会”为老年人办了一件大好事。他们教训自己的子女说：“要再像郭铁匠儿子那样，看村上干部和‘红白理事会’不收拾你着！这种事就得有人管才对，不然就没王法了！”
1991年2月，雷北村党支部还为一位雷北籍的高级知识分子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这是雷北村党支部对全村群众坚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教育的一次有意义的活动。
原西北大学物理系教授、物理系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张高有，是一位在物理学领域具有较高造诣和一定影响的高级知识分子，为中国物理学会和中国核物理学会会员。曾在中国原子能研究所参加第一个原子反应堆的工作，后因极左路线影响，回到西北大学执教，经常参加国内外各种学术会议。两年多以前，56岁的张高有因病去世，因为怕张高有年事已高的父亲精神上承受不了，遗体在西安火化后没有告诉其在老家的父亲。张高有的父亲去世后，雷北村经与西北大学联系，将雷北籍的张高有骨灰移回家乡安放。
张高有的骨灰安放仪式十分隆重。雷北小学的师生们停了课，和全村千余名干部群众一起，怀着崇敬的心情，沉痛悼念这位雷北土地上出生和成长起来的杰出人才。党支部书记张有耀代表2,000多名家乡父老致悼词。悼词叙述了张高有青少年时代勤奋好学，是全县北乡地区惟一考入西安高级中学的学生的早年经历。又回顾了张高有在核理论方面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以及在高级科技人才中所处的地位。随后，说：
“张高有同志是我们雷北人的骄傲，他的早逝是国家的损失，也是我们雷北的极大不幸。我们一定要学习张高有同志刻苦钻研，勇攀科学技术高峰的顽强精神和艰苦朴素潜心事业的可贵作风。特别是我们雷北的青少年一代，一定要从小立大志，认真学知识，争取将来当一名张高有那样的科技人才，为国家和人民做出重大贡献。在我们雷北，要努力形成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对那些重教户，党支部、村委会要表彰奖励，谁家孩子考上大学，我们就给他戴红花，挂光荣匾。我们既希望青年人扎根雷北建设雷北，也希望对国家有更大用处的青年人走出雷北建功立业。愿更多的张高有在我们雷北迅速成长起来……”
参加骨灰安放仪式的群众和师生，在哀乐声中向张高有遗像三鞠躬。接着，人们列队护送张高有骨灰到墓地，每人执锨填土，表示了对这位雷北人值得骄傲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崇敬之情……
六
说来也许没有人相信，当社会上一些人世故地追求“实惠”和喋喋不休鼓吹“金钱万能”的时候，雷北人却把当先进、争模范看成顶荣耀的事，有的人甚至为未能挂上光荣牌而伤心落泪。
雷北人争当先进“热”由来已久。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当高唱着嘹亮的村歌，艰苦奋战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地的时候，人们就为争当“实干家”、“改土尖兵”、“老黄牛”等光荣称号而争先恐后。那时候集体穷得精打光，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正是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开始阶段，有一个钱恨不得掰成两半用，连奖励先进的奖状也舍不得买。大队从商店买回那种砖块图案的炕围子花纸，蜡纸刻写出奖状格式油印出来，在大会上正儿八经颁发给先进人物。于是，人们便称它为“砖头奖状”。为了年终能够得到一张“砖头奖状”，许多人真是力没少出，汗没少流，打啼起熬半夜苦干实干拼命干。有一年的表彰大会上，一位名叫张三存的年轻人，当接过大队干部发给的“砖头奖状”时，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当众热泪盈眶。出身地主家庭的张三存，怎么也不敢相信，这种包含着政治意义的荣誉能够跟他联系在一起。在那种年月，地主的儿子几乎跟地主没有多大区别。有一年，生产队长安排张三存到使役组赶大车。有人看了电影《青松岭》后贴出大字报，说社会主义的鞭把子不能掌握在地主儿子手里，要不就会把社会主义的车赶到资本主义道上去。党支部书记张有耀说：“胡扯！我们党的政策是有成份不惟成份，重在表现。”这才没有把张三存赶出使役组。张三存整天提心吊胆地干着活儿，生怕有什么闪失被抓住把柄。有一天下着大雨，张三存正赶着车走在半道上，为了怕把牲口淋坏，他脱下衣服盖在牲口身上，自己淋成了落汤鸡。回到村里的时候，正好碰到张有耀。张有耀走近前来把张三存大加表扬了一番，夸他热爱集体思想好，鼓励他继续好好干。没料想到了年终，张三存竟被提名评选为模范社员，跟那些贫下中农们一样登上了领奖台。“砖头奖状”只是一张粗糙的炕围子墙纸，但是张三存却把它看得比什么都值钱。他双手颤抖着一直捧在眼前，看了一遍又一遍，眼泪止不住直往下流。正是从这一天起，张三存的精神王国里恢复了做人的尊严，更加兢兢业业为集体出力流汗。后来，张三存被任命为使役组长，又被推选为生产队长。以所在队粮棉连年增产位居雷北第一的优异成绩，被团县委评为优秀青年队长，受到表彰奖励。再后来，张三存入了团，入了党。1990年在雷北村村民代表大会上，以除他之外的全票当选为村委会副主任，后来又任村委会主任，挑起了建设新雷北的大梁。
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雷北村争先创优活动彻底摒弃了“左”的流毒和影响，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从内容到形式提高到了新的更高层次。全村每年要评选200至250名先进集体和个人，既有好党员、好干部，又有好团员、好青年；既有“三八红旗手”，又有“女能人”；既有“五好家庭”、“双文明户”，还有好婆婆、好媳妇、好妯娌等。经济建设方面的先进人物占有相当的比例，诸如“改革模范”、“致富能手”、“植棉能手”、“种菜能手”、“西瓜状元”等突出的典型人物，同样给予表扬和奖励。
每年农历年底，是雷北村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各种评选先进模范活动同时展开，分别由党总支、团总支、妇代会、村委会等各个组织和部门牵头。先是自下而上广泛提名，再是自上而下公布提名名单。最后经群众评选上报，再由党总支召开各种组织联席会议确定表彰奖励名单。三上三下的评选过程，是群众性评功摆好开展讲评活动的极好机会。 平时党总支、村委会尚未发现的好人好事，此时全都一个不漏评摆了出来。汽车司机张武纲1989年到河南给集体拉货，车坏在前后没有人家的山路上。张武纲两天两夜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守着车上的东西怕被人偷去。张武纲回来后没有对干部讲说过，是群众在评选先进中评摆出来的。
年年腊月三十这一天，雷北会堂像过大事一样显得十分热烈而庄重。被评为先进的集体代表和个人，像参加国宴似地围坐在数十张大方桌旁，桌子上摆放着糖果、烟、茶。五彩缤纷的彩带纵横交错，花灯高挂，喇叭里播放着一曲曲欢快喜庆的音乐。大红光荣榜竖立在主席台前，催人奋进的巨幅标语悬挂在半空中。这是党总支、村委会的干部们同大家一起，共同庆祝一年来取得的成绩，向大家贺喜！一年一度的表彰奖励先进大会同时在这里召开。伴随着宣读党总支、村委会表彰奖励决定、发言和应邀而来的县、乡领导祝贺讲话，一阵阵掌声，一阵阵歌声，一阵阵轰轰烈烈的鞭炮声，整个雷北会堂掀起一个又一个浪潮……
表彰奖励大会只是整个表彰活动的前半部分，更为引人注目的场面是在村里的大街小巷。喧天的锣鼓，喜庆的鞭炮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个个先进荣获者家门前。党总支、村委会以及共青团、妇代会等各个组织的干部们郑重地送去奖状，在门口挂上光荣牌，再贴上一副红对联。顿时，获奖者一家大小脸上放光溢彩，左邻右舍敬羡不已。先进模范光荣和受人尊敬的热烈气氛一下子充满了整个雷北村，延续到春节的日子里，增添了传统节日特殊的喜庆色彩……
雷北村表彰奖励先进模范从来都只是一张奖状，当然早已不是那种穷酸的“砖头奖状”，或者一块玻璃匾和光荣牌，没有发过奖金、奖品什么的“实惠”东西。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的雷北是因为穷连正儿八经的奖状都买不起，那么到了后来却可以一次拿出数万元来奖励先进。但是，雷北村党总支不这样做，甚至连一点儿象征性的纪念品也没有。他们认为，钱这东西不一定非要流通到思想领域里来。假如一种荣誉可以用金钱来衡量，那么这种荣誉就一分钱都不值了。
1990年农历正月初一，雷北村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抬着一块写着“社会精英，雷北擎柱”的大牌匾，敲锣打鼓穿过街巷，直朝党总支书记张有耀家走去。人们闻声而至，纷纷汇入到自发组织起来的人流中去。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像滚雪球似地越来越多，最后变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
张有耀听到热烈的锣鼓声，以为又是团总支在节日里组织青年开展什么娱乐活动，也从家里跑出来瞧热闹，谁知竟是这样一个让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的场景。领头的老人高声宣布：“我们代表雷北村群众，向为雷北乡亲父老谋幸福做贡献呕心沥血艰苦奋斗30年的党总支书记张有耀同志，赠送这块牌匾，以表达我们拥护和爱戴雷北村领头人的一片心意！”随即锣鼓声又起，鞭炮齐鸣，雨点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社会精英，雷北擎柱”，八个大字，金光闪闪。寄托着雷北村群众对三十年如一日，一心一意为他们谋幸福的党总支书记，发自肺腑的由衷之情，代表了人民的心声。既是对张有耀，也是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赞誉！
尽管张有耀已经无数次登台领过奖，有代表集体的，也有他个人的；有县、地、省的，也有直至党中央、国务院的。但是，他此时内心里那种难以言喻的激动却从来没有过。如果说过去的受奖是党和政府所给予雷北和他个人的巨大荣誉，他一方面感到光荣，另一方面又觉得工作还没有做好，要戒骄戒躁更上一层楼，那么此刻他想到的则是要取得群众的真心拥护和信任是多么的不容易！整整30年了，这只是担任党支部书记的时间，还不算担任大队长和革委会主任那一段。这既表达了雷北群众对自己的拥护和信任，也是对他30年来在雷北工作的鉴定和结论，得来实在不易！张有耀十分庄重地从老人们手中接过这块沉甸甸的牌匾，眼泪却一个劲地止不住往下流。他暗自下定决心，要永远永远忠实于人民，永远永远不脱离群众，永远永远按照党的指示，在雷北这块土地上，去实践一个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誓言！
“社会精英，雷北擎柱”，是张有耀的骄傲，也是我们党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