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改革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雷北也沐浴在春天的阳光里。
张有耀为开不下去的大队党支部会议苦恼着。20多年来，大家不知寒暑无论秋冬，一年365天，天天叫鸣鸡似地黎明即起，常常大半夜还不能休息，曾引得全省以至全国各地的人走马灯似地前来雷北参观学习。现在要说自己错了，搞了极左，还要向过去被批评的人赔情道歉，这个思想上的大弯子实在不好转。
无须自我标榜，雷北大队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是，张有耀此时想的不是这些，他思考的是在这些成绩的背后隐藏着什么？人均年收入200多元，一家子总共才有千元左右。这无论如何不能称之为富裕，充其量不过是混饱了肚子而已！难道人们盼社会主义，盼来盼去盼了30年，大半辈子都过去了，才弄了个不饿肚子？这样的社会主义不要说群众有意见，就连我们干部自己也不满意。1979年，张有耀家还欠着生产队历年累计下来的超支款300元。过去张有耀常常暗自琢磨，像雷北群众这样长时间下大苦，雷北干部这样一心一意谋集体的事儿，集体还是搞不好，原因就不可能是存在于我们自己本身，一定是在哪儿扭住了筋……
现在这个疑团终于解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开了迷雾，原来是“左”的东西在作怪。曾经身受极左路线之害的张有耀，下意识地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举双手拥护。他对照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痛苦地回首往事，认认真真地进行了一番反思。感到过去干过的许多事情，实在是荒唐可笑！尤其是长期开展的“同资本主义咬死仗”的斗争，“咬”掉了群众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咬”在了群众的伤心处。其中最使张有耀不能忘记的是一个名叫王福山的上中农，因为三年困难时期偷开过荒地，养过蜂，贩过猪娃、红薯苗和车辐条等，被做为“资本主义”和“投机倒把”批判过，处理过。让王福山退赔3,300元，拆了他家的三间大瓦房，扒掉了半截门楼。
应当为王福山彻底平反！这是雷北大队能否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彻底清除“左”的流毒和影响的标志。但是，大队党支部会议一连开了几次，意见却不能统一。有人认为，开荒种地和养蜂的收入可以退还，但“投机倒把”不能退。那时候关于什么是投机倒把？长途贩运与投机倒把的界限是什么？中国经济理论界尚在激烈的争论之中，并且“左”的思想还占着上风。因此另外有人认为，出卖自育的红薯苗收入可以退给王福山，贩运的部分不能退，贩猪娃、贩辐条的收入更不能退。否则，大家都去做生意，集体生产怎么搞？总之一句话，王福山毕竟还有错，我们“咬”他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一英明论断，在具体执行中阻力重重。张有耀决心说服党支部其他同志，在雷北打好拨乱反正这一仗。他通知再次召开大队党支部全体委员会议，专题研究为王福山平反问题。
会议开始后，张有耀没有像前几次支委会那样耐不住直爽的性格，三言两语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是等到大家都把要说的话讲完之后，他才冷静地讲了他对这一问题深思熟虑的结果。
张有耀说：“现在全国上下都在搞清理‘左’的流毒和影响，我们雷北也不能例外。这几天我反反复复考虑了我们雷北这么多年的工作，应当说是‘左’的东西比别的地方多，‘左’的流毒和影响比别的地方深。我不想提说学习小靳庄、唱样板戏那些形式的东西，我只说咱们干的那些真正影响了雷北人富起来的事情。家庭副业不准搞，集体的活儿一年到头干不完。集体只是种粮种棉，多种经营让搞的不挣钱，挣钱的不准搞。现在咱们粮食亩产快上千斤了，棉花亩产也一百五六，再上还能上多少？因此，咱们雷北今后要想富裕，只有发展多种经营，发展家庭副业。王福山过去干的无非也就是这两条，不给王福山正名，还认为王福山有问题，别人谁还敢搞？我想，王福山贩红薯苗、贩猪娃、贩辐条没有啥不好。红薯苗解决了缺苗问题，猪娃促进了养猪事业发展，辐条修好了架子车为集体生产做了贡献。咱们清理‘左’的流毒，就必须下狠心剜疮疤，不能怕疼，不能留尾巴。我的意见是，把当年清算王福山的3,300元，一分不剩退还给人家，并且公开向王福山赔情道歉。这个情我去赔，我准备挨人家一顿臭骂。只有让王福山骂咱一顿，王福山心里痛快了，咱心里也就痛快了。不然，这块心病还要窝到啥时候去？除了王福山，还有其他人。凡是在过去批资本主义时处理错了的问题，一律平反，一律退赔，彻彻底底，不留任何尾巴……”
这次支委会一直开到天快亮时才结束，大家最终取得一致意见，决定从王福山问题开始，把20多年来“左”的流毒和影响在雷北的具体表现来一次大清理，为带领群众治穷致富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一天晚上，张有耀来到王福山家。自从那年被割了资本主义“尾巴”后，王福山一家大小在村上见了人抬不起头。他们白天不声不响地在地里干活，晚上天一黑就关起门来躺在家里睡闷觉。在村道里，王福山看见干部迎面走来，大老远就绕个弯儿躲开了。儿女们埋怨他，老伴常常一个人暗地里伤心落泪。他既不答言又不理睬，总认为自己没有干什么偷鸡摸狗见不得人的事，相信总有一天会有人说公道话。但是，盼了一年又一年，越盼越感到失望，就在他认为这一辈子再也没指望的时候，整个国家发生了变化。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大队支书张有耀看见他的眼神跟往日不一样了。有两次张有耀几乎要对他说什么，他却头一扭走了。他虽然恨过张有耀，但是对张有耀的人品还服，明白他是跟着上边政策走的，并不是为他自个儿的事，或者说跟他王福山有什么仇隙报复他。因此，他相信上边的政策变了，张有耀会上门来找他的。现在，他果然来了。
“噢，支书来了？快坐，快坐。这你可是稀客呀！” 王福山不等张有耀开口，便从炕上起身下地，显得极为热情。转过身，对老伴说：“去，把咱那羊肉切一块，再倒壶酒。”
老伴应声去了。王福山一边要张有耀坐到火炉跟前，一边忙着递烟倒茶。
时值春节刚过，寒冬未尽，炉火正红。
张有耀接过王福山的烟和茶，默默地吸着喝着。王福山这样客客气气，反让他把准备说的话一时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自从党支部决定为王福山彻底平反后，他便打算抽个适当的时机到王福山家来。副支书张润叶、大队主任张俊升等要跟他一块儿来，说是王福山要骂起人来，多几个人还能从旁边打个圆场。张有耀不让他们来，说是自己屙的屎自己擦，他们那时候还不是大队干部。实际上，他是怕他们沉不住气。本来对给王福山平反就心里不踏实，王福山要是骂起来，他们再一还口，那不就把事情弄坏了？张有耀在思想上充分做好了让王福山骂一顿的准备，骂得再难听他也决不生气。为了党的事业，他不知受了多少窝囊气，让乡亲们骂几句哪算得了什么？此刻，王福山不像是要骂人的样子，倒叫张有耀有点奇怪。
王福山老伴切好羊肉，羊肉是煮熟的，用铁瓢在火炉上倒油又炒了炒，旁边温着酒。张有耀看着羊肉，找到了话题，说：“这羊肉是你们自家杀的，还是在街上买的？”
王福山说：“年前买的。自从蜂不叫养了，我就连猪都不看了。羊这东西才不是咱们这儿养的东西，现在全村的地都平了，也没有个荒沟荒坡，羊在哪儿放？不是吃庄稼就是啃树皮，净糟害人。”
张有耀接过话头赶忙说：“大叔，大婶，我今天来就是专门跟你们说那一回的事。那一回真让你们遭了罪，伤了心。我们那时候，真是……”
“不说了，不说了，那事不说了。咱喝酒吃羊肉。”王福山打断了张有耀的话，把一杯冒着热气的酒递到张有耀面前。
张有耀接过酒杯，只觉得沉甸甸的。他没有立即喝酒，又说：“我们那时候实在是辨不来个错和对，只知道上边咋说就咋干。你们家那些东西都是靠汗水挣来的，又没有干啥违法事。我们也没容你说话，就……”
“行了，行了。我说不说就不说了，当叔不明白？那些事怨不得你。到处都是那么弄，能怪你？”王福山又一次打断了张有耀的话。
张有耀说：“大叔不怪我，我还是要总结教训。不管上边政策是啥，拆你房扒你门楼总是我们干的呀！”
王福山说：“你们拆了我的门楼后，我也告过你几回，不顶啥。你也不要问状子是谁写的，那时候都是这。”
张有耀说：“这些状子都转在我手里。不是打倒了‘四人 帮’，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你大叔这个冤屈一辈子也难翻得了。”
王福山说：“这话叫你说对了！我都看没指望了，谁知道还有这一天！”
张有耀说：“大队党支部研究定了，把3,300元原数退给你。这里边可能有折价不合理的，东西已经没了，你要是有啥意见尽管说，我们再研究。”
“对了，有你们这句话就行了！钱和东西，咋办都行。”王福山很干脆地说着，又往张有耀面前的杯子里倒满了酒，“咱赶紧喝着吃着，羊肉一冷就不好吃了。”
相对而饮，心里多少年的疙瘩顿时化解在浓浓的酒液之中。
“今后，咱们大队的工作还要大叔你多提建议。现在党中央放宽农村经济政策，不像过去这也干不成，那也不准干。大叔有经济头脑，在这方面多给我们出出点子。”
“过去你眼里没有我，我有啥也不想说。现在，我看见你眼里有了我，我就先给你提两条建议。一条是大队猪场的猪娃不要在咱们这儿卖，运过黄河到山西那边，一个猪娃少说也能多卖15块钱。再一条是你们不要看不起黄河滩下那些荒地，那是个宝。大队投资挖成鱼塘，就是钱。不要年年让它荒着，水汪汪的，多可惜！”
“大叔这主意好！我明天就给猪场去说，刚好有几窝猪娃快出槽了。黄河滩挖鱼塘，咱们等有了资金就办，那不是三钱两钱的事。”
“大家不能都箍在生产队，各家各户得想点来钱的门路。社员们手里有了，也就等于生产队有了。生产队的钱还不是要给社员分？这么个理儿，总是解不开。”
“对，对。家庭副业要大搞，生产队不但允许搞，还要帮助大家找门路。”
……
鸡叫了，张有耀和王福山的话还正谈在兴头子上，酒还正喝在酣处。
1988年王福山病逝，雷北村党支部村委会送去一幅挽帐：“勤劳致富”。既是对这位老人的怀念，又是再次对错批了王福山而致的歉意。
以王福山问题为前奏，雷北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清“左”破旧解放思想的群众运动。全大队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深入进行思想清理，把过去在极左思潮下干错了的事一桩桩一件件揭摆出来，该恢复名誉的恢复名誉，该退还财产的退还财产。张有耀带头，党支部成员大会小会向群众畅开心扉，检查自己的错误，三番五次登门向被错误处理的群众赔情道歉。刚开始，有些群众带着一肚子的气儿发泄一通，说了不少很不好听的话。可是当他们看到干部确确实实是在诚心诚意接受批评时，气儿也就消了，反过来安慰干部说：“这阵儿只管说的那些陈芝麻烂套子干啥呢，看往后咋办哩！”
群众的通情达理，使党支部的同志们深受感动。他们认真吸取教训，彻底清除极左影响，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又重新扬起建设社会主义新雷北的风帆。
二
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农村最伟大的改革是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从“左”的思想束缚中解脱出来的雷北人，在这一重大改革中及时地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早在1976年，雷北大队就已经实行了以作业组为单位的联产计酬。集体统一定量供给肥料、种子、农药及各项投资，定出产量指标和完成指标后应得的工分，超产者奖，欠产者罚。雷北大队较早动摇了“大锅饭”的基础，加快了农业生产发展的步伐。
1978年冬，雷北大队开工修建村西大水库。这是继引水上塬完成平整土地之后，为了解决灌溉周期长，一部分田块只能浇救命水，不能浇丰产水问题的一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配套工程。经勘察设计，预计需要开挖8万多立方米土方。按照过去平整土地大干苦干的进度推算，水库竣工将在一年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雷北大队党支部大胆解放思想，提出任务到户包干完成施工方案，得到干部和群众的拥护。水库工地上出现了从未看到过的景象，在直径只有116米的大土坑里，全大队300多户人家的上千名男男女女，人人挥汗如雨，个个甩开膀子大干。用不着干部催工，也不用搞什么政治鼓动，鸡叫就有人上了工，半夜工地上的人还散不了，几乎所有的人家都把饭送到工地来吃。有的请来亲戚帮忙，有的雇了拖拉机运土，家属在雷北的干部职工，利用节假日星期天也都参加了进来。从冬季开工到第二年春播前，用了仅3个多月，一座可蓄水7.6万立方米的水库便修成了，充分显示出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强大活力。
雷北大队党支部从水库工程高速完成中受到启发，随即决定进一步解放思想，把以家庭为单位的承包形式推广到农业生产中去。他们研究分析了全大队农副业生产中的不同情况，分别实行了四种形式的责任制：一种是按劳力包地，每个劳力6亩地，这是大多数，也是主要形式；第二种是尊重一部分人意愿，按照人劳比例包地，劳力6成，人占4成；第三种是河滩边远地块，一家一户耕作不方便，实行联产到组；第四种是工副业实行包干上交。此时，虽然在全国一些地方有的开始搞包产到户，但是中央1980年10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1980年9月14日至22日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纪要）》的〔1980〕75号文件，仍然把包产到户限定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的“三靠”队。中共陕西省委则明确禁令：“关中、汉中以及全省各地的川原地区，不要搞包产到户。”地处关中平原的全国农业先进单位雷北大队，常年四季驻有县以上党委派出的工作组，要公开违背省委禁令搞包产到户是不可能的。即使这样，就在1983年元月，中央一号文件对大包干生产责任制进一步肯定，但又强调要有多种形式，不能“一刀切”的时候，雷北大队便冲破阻力，将原来实行的联产计酬工分分配改为统一经营包干分配。与大包干相比，仅仅只有按人口划分耕地还是按劳力划分耕地的不同。这一年，雷北大队在全国农村人均收入排名第40位，张有耀应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做报告，颁奖活动中央电视台进行了全面报道。这样的先进队实行这种责任制，在实行责任制落后于全国的陕西，雷北大队是一种思想解放的果敢举动。《陕西日报》闻讯后，总编辑亲自带领记者到雷北采访，于1983年4月8日该报头版头条以《雷北大队也实行了联产责任制》为题做了报道。
《陕西日报》的文章写道：“全国农业战线先进单位，大荔县雷北大队，从自己的实际出发，从今年元月起把原来实行的保留工分的联产计酬改为‘统一经营、专业承包、分层核算、包干分配’责任制，受到群众热烈欢迎……砸了‘大锅饭’，雷北换新天。一是工分在这里不起作用了，同大包干一样，承包户和个人在包交国家任务（粮、棉、猪）和集体提留以后，剩下全部归己；二是初步形成了专业分工，全大队已有287个劳力从土地上分离出来，改变了‘家家包地，户户种田’的状况；三是各业人员学专业技术的风气很浓；四是社员有了自主权，在间作套种上大做文章，决心在有限的土地上创造更多的财富。”
三
雷北大队在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中，发生了一场风波。针对全国不少地方越来越多实行包产到户和大包干的形势，雷北大队部分群众也提出了实行大包干的要求。党支部得知消息后慎重进行了研究，认为根据中央关于实行生产责任制必须尊重群众意愿的原则，需要就全大队的责任制形式进行一次广泛的群众民主讨论。讨论的结果，只有第4生产队的14户要求大包干，其他社员仍然愿意继续实行已经落实的责任制形式。14户在70多户的第4生产队也是少数。尽管如此，党支部仍然尊重这14户的意愿，同意对他们实行不同于其他人家的大包干责任制。只是需要就具体的实施方案进行协商，特别是跟本生产队其他50多户的关系，牲畜的使用，上交提留的具体数额等，都需要妥善予以处理。党支部派人主动先跟14户的代表进行协商，协商中有人提出土地分了，树木怎么办？企业怎么办？集体的300多间公房怎么办？果园怎么办？抽水站以及在信用社的30万元存款怎么办？一句话，全要分！他们的理由似乎很“充分”，这些财产是全大队所有人家共有的，14户当然应该得到他们所应得到的一部分。他们说，我们也不想多要，公平合理，该给我们多少给我们多少。显然，这14户错误地理解了大包干，以为是像土改那样分田分地分果实。党支部同志耐心地给14户群众做工作，说服他们不要把搞责任制当做分田单干，集体财产不能分，还要留做继续发展的资本和基础。
“不分东西光分地，弄不成！”14户的代表态度强硬，协商陷入僵局。
雷北大队第4生产队14户要求实行大包干生产责任制的举动，被几个不怀好意的人所利用。他们中除了一个名叫徐拴马者后来因病去世外，其他的人全是15年后在雷北村再一次掀起轩然大波的“造反派”头头和骨干。
1982年9月，雷北大队有人给正在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发去电报，控告这里的大队干部压制群众实行大包干的要求。大会主席团把这份电报转给了参加大会的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
.1983年2月18日，雷北大队第4生产队饲养室的牲口被强行拉走了15头，剩下的10头大多是不能使役的老弱病幼畜。如果按比例分配，14户在70多户的第4生产队仅占20％，总共25头牲畜应当分给他们的只有5头。并且强拉牲口谁拉归谁，有人竟把其中的3头母畜（其中一头怀有小牛），刚拉回家后就卖掉，所得1,300元装进自己腰包。在抢拉牲口的同时，抢去了价值440元的饲料。
小麦刚刚返青，声称要求大包干的一些人私自抢占土地。他们把原来划给别家的122亩好地、近地和麦子长得好的田块划归己有。把滩下别人承包的141亩土地强行霸占了去，铲掉了正在生长的蔬菜和种子田上的庄稼。接着，又从仓库里抢走了化肥和农具。
4月，陕西省党代会在西安人民大厦召开。他们纠集了10多个人来到西安，高举“我们要求大包干”的横幅，在人民大厦前高呼口号，冲击大会。后被制止，横幅交到大会主席团。
6月，夏收开始。他们冲进成熟的麦田，拣长得最好的89.7亩小麦强收强抢了回去。麦子拉到场里，碾一个头场就扔下不管，4万多斤麦草和还没有脱净的4,000多斤小麦硬被雨淋水泡全部霉烂。几个领头的用抢收来的麦子换面粉、换糕点，把550斤卖了高价，组织几十个人的宴会大吃二喝，以示庆祝胜利。
6月20日，管辖着雷北大队的两宜派出所到村里拘捕一起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此人系第4生产队要求大包干的14户中的一个人，领头的人乘机煽动说这是对他们要求大包干行动的镇压，纠集了50多人团团围住执法民警。有人指着民警鼻子大骂，有人从拘人的民警手里夺去手铐。民警最后无果而终地离开了雷北大队。接着，他们又把矛头指向张有耀。在雷北接待站一间房子里，数十人堵住门窗，把张有耀围困其中，指责、辱骂，直到天快亮，时间长达七八个小时。
6月21日，头天晚上闹事的50多人浩浩荡荡乘车来到县城，冲进中共大荔县委机关院子，占据县委常委会议室，要见县委书记。县委书记这天正好没在家，几十个人便仰躺在院子里，要吃要喝要住处。谁上前劝阻或搭话就跟谁吵，县委机关的大小干部无一人敢走近前去。中午12时机关食堂开饭，一伙人又冲进灶房，伸手从笼里抓馍，从锅里舀饭，吓得县委机关食堂赶忙关门停伙……
在雷北和县委肆意胡作非为的同时，两个领头的跟一位花钱雇请的姓王的“能人”去了北京，到新华社，到国务院，谎告雷北大队仇视三中全会路线，不落实责任制，到现在还坚持“大锅饭”；雷北大队是吹出来的假先进，大队主要干部属于清查对象等等。
雷北大队遭遇到一场尖锐激烈的大是大非斗争。
在风风雨雨的日子里，雷北大队党支部的同志们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有多少个夜晚，张有耀领着大队的几名主要干部在村里村外转来转去。他们转到抽水站，转到果园，转到林场，转到面粉厂、榨油厂、棉绒厂以及所有企业，手摸着那又粗又长的水管，摸着那一棵棵树木，摸着那一台台机器和车辆，心里简直像刀剜似地难受。舍不得啊，实在舍不得啊！他们难以忘记，为了创下集体的这些家业，雷北大队的干部群众付出了多么大的心血！
当年用生命和血汗换来的抽水站，那是雷北人富裕的常流水，也是干部们的心头肉。有一年大队请来咸阳市人民剧团郭明侠等秦腔名角正在会堂里演戏，突然有人说抽水站机房被雨水冲垮的崖土埋住了。立即，全大队的党、团员、干部，用不着任何人吆喝一声，全都离开剧场，半个小时内齐集现场。天正下着大雨，没有一个人顾得在头上身上盖点什么，硬是从泥浆中扒出了机器和数百个零件，然后一个个洗干净，又重新装配了起来。很难想象，雷北大队如果没有抽水站，那会是一种什么情景？还有那200多亩果园，当初集体穷得连树苗也买不起，张有耀和张润叶凭着熟人关系，蹭着脸从礼泉县赊了回来，曾经在黄河滩上一口气栽了380亩。因为距村庄远，大家背着红薯面馍一大早上工，直到天黑才从地里往回走。渴了在地上挖个坑，等渗出水来喝上几口。后来黄河西移，人们站在河岸边眼看着已经挂果的苹果树被一棵棵“崩”下河去，让浑黄的泥水卷走，心疼得放声痛哭。现在，要是把剩下的果园划分成你家几棵他家几棵，怎么管理？经管不了的砍掉，那真是造孽啊！再说那渠边、路边的树木，总共要4万多棵。每一棵从指头粗栽下去，长到现在差不多都要成材了，真是没有少费心血。光专门用来看护树木的小房子就有10个，每年要花两三千个工。过去，哪棵树被牛蹭去一块皮，大队干部都要认真追查一番，末了还要用泥巴抹一抹。现在要是把这些树分了，保不住立即就会被砍掉，那实在比砍干部们的胳膊还难受。还有那汽车、拖拉机以及大大小小企业的机器，怎么去分？总不能你家一个轮胎他家一个零件，让都变成一堆废铁？
那个时候的雷北大队干部，很难想象得出一二十年后中国农村经济飞跃发展的状况，而是面对集体耕牛拉回家就卖和一家一户根本没有经营大型机械和企业的经济实力的现状，担心集体财产一分到户就会被变卖和毁掉。在当时情况下，这种忧虑不无道理。据有关方面统计的资料，陕西省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共分掉集体积累22亿元之多。这不能不说是对日后发展经济加大投入的一大损失。
在这一时期中承受压力最大的是张有耀。他遭受围攻、谩骂甚至殴打，最长的一次车轮战使他几天几夜没有合过眼。他们一家大小也因此而遭受到侮辱，就连双目失明的80岁老母亲也被人指着鼻子骂。在1983年6月那最困难的日子里，张有耀一个月内瘦了10斤肉，极少流泪的硬汉子背地里哭了一场又一场。好在雷北的大多数群众信任他们的带头人。每到夜晚，就有不少人主动在张有耀家房前屋后站岗放哨；每当张有耀遭受围攻时，总有很多群众站出来跟围攻者辩论；有7名党员自愿组成上访团，到县委、地委汇报情况，要求上级派人到雷北主持正义；还有不少人给张有耀家送来鸡蛋和肉，以表达他们支持张有耀的心意……在群众的支持下，无所畏惧的共产党员张有耀挺起了腰杆。心底无私天地宽，他想我一不抓住集体的摊子为自己捞油水，二不占着位子为自己谋私利，我有什么可害怕的呢？我是以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党性原则行事，连资本主义生产都懂得搞积累，搞社会主义经济更应该积累，分掉积累是社会的倒退！
张有耀公开对那些闹事者说：“要想把雷北大队的这些底摊子分掉，除非我死了！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豁出命来保护它！”
1983年7月，新华社两名记者根据雷北大队上京告状者提供的材料，受中央有关方面的委托，来到雷北大队调查。未到雷北大队之前，记者先分别听取了地委、县委和公社党委负责同志关于雷北大队情况的介绍。到了雷北大队后，又和驻队工作组及第4生产队部分社员进行了座谈，看了雷北大队农业生产发展的情况。7月4日，新华社记者召集地、县、公社和大队干部以及雷北部分群众，包括闹事者参加的会议，谈了他们准备回北京后汇报的意见。这一天，会场的气氛十分严肃。由于会议室容纳不了更多的人，许多群众爬在窗子上，站在走道里，然而却秩序井然。
记者并不隐讳地谈了他们此行的本来目的。雷北大队有人到北京反映，说雷北大队干部仇视三中全会路线，长期不落实生产责任制，打击、压制群众要求大包干的合理要求。又说雷北大队是吹出来的假先进，大队的主要干部有严重问题。结果在北京给中央的同志造成一种印象和概念：雷北大队坚持“左”的一套，不搞责任制，部分群众自动起来搞了，结果进行压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4年多，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发下来半年之后，居然还出现这样问题，确实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当然要引起重视。
记者说，经过调查以后，我们形成的基本看法是，他们所反映的问题从整体上来说基本上不符合事实。他们给中央反映问题的态度是很不严肃的。记者具体谈了4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对雷北大队的总看法。雷北大队在全国来说，应该列入好的大队之一，是搞得不错的，变化很大。1982年总收入达到127万元，粮食产量达到123万斤，皮棉产量达到32万斤，人均分配收入达到356块钱，这个水平目前在全国来讲也算是比较高的。雷北大队主要依靠自力更生把全部土地变成了水浇田，改变了生产条件，这是很不简单的。除了粮食生产以外，工副业生产也开始有了不少的成绩，办了许多厂，十五六个小企业，经营26个项目，在农业经济结构上不是单一的。雷北大队不仅抓生产建设，也开始注意改善群众的生活，搞了新农村建设，看了后令人心情舒畅。还有一点印象比较深，就是重视科学技术，重视智力投资。作为一个大队，一个基层来讲，把科学技术智力投资列入到自己的议事日程，这一点值得大大发扬。教育部、农牧渔业部联合批转了雷北大队抓科技的材料。粮食单产突破了1,000斤，皮棉150多斤。这些成绩都是客观事实，大家有目共睹，邻队、邻社甚至外县、外省的一些地方都承认！国务院已经嘉奖，雷北大队成为全国农业先进单位是名副其实的。那么他们说成绩是假的，是这样那样的，是不符合事实的。
第二，关于雷北大队领导班子问题。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可以这样讲，这个问题的反映基本不是事实。从主要方面看，雷北大队干部应该说是好干部，这个班子从总的方面来看也是好的。雷北大队十多年来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从人均分配不到40元，口粮不到300斤，发展到今天开始跨入比较富裕的行列，人均收入356元，一户平均就有1,600元，已经赶上了城市职工生活水平。这里一个劳动力月平均工资就是64元，很不简单。我们不少机关、不少地方平均工资还不到64元。变化这么大，干部立下了汗马功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雷北大队生产发展的步伐很大，1982年跟1978年相比，总收入和群众人均收入都翻了一番，一个大队卖给国家的粮食、棉花分别是全公社的二分之一和三分之一。这就是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不是他们反映材料上说的仇视三中全会政策。
第三，关于责任制问题。告状的人到北京反映，说到现在为止，也就是今年6月初，雷北大队还在坚持“大锅饭”，不搞责任制，阻挡大包干。这个问题经过调查，不属事实。我们看到这里已经实行了5种形式的责任制，而且家庭承包责任制是这里的主要形式，叫做专业承包，包干分配。过去联产到劳到组也是责任制，雷北这方面搞得还早。大包干有几种，都允许搞。你不能认为，按人包干才叫大包干，按劳或者按人劳比例就不叫大包干，不但不叫大包干，还不叫责任制。你们大队必须按我这个搞，否则我就不同意，或者我要求搞这种形式，你搞的形式我都不承认是责任制，都叫大锅饭。这些都是很错误的。
第四，关于少数人闹事的问题。告状的人反映，由于群众要求大包干，大队不同意，阻挡以后逼得群众无路可走，所以就采取拉牲口分土地的办法。这次调查的情况不是这样。4队14户要求大包干，大队就开了支委会研究，派人到4队跟他们协商。怎么个包法还提出了具体方案，一连派人谈了三四次没有谈拢，所以才没有包下去。后来又专门为了照顾4队群众的愿望，别的队是按劳分地，4队是人劳比例分地。这怎么能说是压制和阻挡呢？从82年12月到现在，大队在责任制上是积极的。4队一部分人自己拉牲口分土地是错误的，以徐栓马、王建设、王顺仓（请读者注意记者这里的点名，后两人是15年后再次闹事的领头人物）为头煽动的这个事件是错误的，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错误的东西。中央一再强调，任何情况下，任何地方，绝不能让“文化大革命”那种动乱悲剧重演。围斗民警、打张有耀、闹县委机关、抢食堂的饭，打上横幅干扰省党代会，在今天安定的局面下竟有这种事！个别人煽动打砸抢，胡作非为，我们不处理怕什么？多数人不了解真相，受了骗与少数人有意无理取闹要分开，对少数个别人我们建议要追究责任。听说有一个人打了20个人，骂人、侮辱人更多。这个人一定要严肃处理。你们要知道，诬告是要反坐的！怎么给中央写信那么不严肃，怎么能骗中央？
记者在讲话中就告状材料中反映的一些问题，当场和闹事者证实，一个个被问得哑口无言，承认反映失实。
雷北大队不久也紧跟全国形势，全面落实了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同时有效地保护了集体财产。少数闹事者因触犯刑律受到了应有的处罚。不料，却给15年后的雷北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