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打三千六百个啼起，
熬三千六百个夜晚，
苦干十年，
定叫雷北换新颜。
……
这是雷北的《村歌》，唱自1972年。1972年，引水上塬后的雷北大队，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修渠平地战斗。
雷北大队东临黄河老崖头，北有大荔、合阳两县为界的金水沟，属于旱塬地区水土流失的边缘地带。全大队塬上的3,000多亩耕地，被7条胡同5道沟割裂得七零八落。所谓胡同，就是凹槽。小的三五百米长，三二十米宽。大的长四五里路，宽100多米。5道沟道道五六十米深，对面能说话，相逢得半天。世世代代旱作的大块耕地，不是缓坡，就是大平小不平。要把从滩下抽上来的水引到地头就十分困难，再要浇灌到地里去，那就更难了。
雷北人民知难而上。总长10多公里的主干渠，靠着一锨锨堆土，一夯夯打实，仅用了两年时间就全部完成。然后再把渠道用水泥板衬砌，使水流到了地头。
水到地头便可利用。“百里千担一亩苗”，在开始的几年里，雷北人靠着一副副铁肩膀，担出了棉花丰收粮增产。
平整土地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恶战。每年从正月初五开工，一直要干到腊月三十。万方以下称之为小工程，由生产队利用农忙间隙，见缝插针突击干。万方以上的大工程则由大队统一组织会战。专啃硬骨头的大队专业队，坚持常年不间断。“早上五点半不上工不算大干，到工地不流汗不算大干。”用这样的硬标准衡量每一个人，使卖嘴皮子的口头革命派无地自容。被誉为“实干家”、“叫鸣鸡”、“夜老虎”、“挣死牛”等等的一批先进模范人物，尽管前边皆冠之以“革命的”字样，却无一不是依靠苦干实干才得以获此殊荣的。
到1978年，原定10年完成的修渠平地任务，只用了8年就使全大队块块土地变成了水浇地。期间，还修了一座可蓄水7.6万立方的水库。总共移动土方60多万立方，等于把3,000亩土地倒了个过儿，使得后来雷北人连倒垃圾的荒沟也找不到。
8年时间，移动土方60万立方这是一个什么概念？那时候雷北只有300多户人家，400多名劳力。这就是说在8年里，每人每天差不多要把近一个立方的土搬来移去。另外每年还要种好3,000多亩地，打一两百万斤粮食，收几十万斤棉花。
1975年10月，二次复出的邓小平亲自参加了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尽管江青在会上歇斯底里大发作胡搅蛮缠，会议还是按照预定议程顺利进行，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会后，全国上下贯彻执行“三项指示”，掀起抓革命促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热潮。就在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结束后不几天，《陕西日报》连续三天，每天以将近两个整版的篇幅，刊登出大荔县范家公社雷北大队访问记之一、之二、之三，全面系统地报道了雷北大队。紧接着，中共陕西省委向全省发出向雷北学习的决定。从1975年11月开始到1976年春，全省8地市先后在雷北举办大队党支部以上的干部学习班，推广“雷北经验”。雷北大队被按照那时候政治和经济的需要，人为地推向政治轰动的颠峰。
《陕西日报》的三篇访问记中，对雷北大队生产上取得的成绩有过真实的报道。现原文抄录如下：
如今的雷北，处处洋溢着革命的气氛。一个千年旱疙瘩，曾几何时，农、林、牧、副业都有了大幅度增长。且不说同好多年前相比，就从1970年以来的情况看，粮食今年一季就过了“黄河”，超过去年总产，是1970年的一倍半；棉花到去年，全大队700多亩面积，平均亩产已达117斤；翻开大队林业发展统计表，1970年还是空白，可到了去年，两旁栽满树木的渠道、大路竟长达70多华里，整片造林还有200亩；生猪去年每户平均已到3.1头；五年前只有两部磨面机的雷北，现在已有拖拉机、柴油机、电动机、脱粒机等大小机械130多台；另外，窑场、农具修配厂，各队的粉坊、豆腐坊……收入也逐年增加。总之，雷北大队的集体家业一派兴旺。看了这一切，就连那些过去对雷北的经验不大信服的人也深为感动，使他们从中领会到抓革命、促生产这个方针的威力。
《陕西日报》访问记以雷北大队生产上取得的成绩为基础，套用当时的政治气候做足了文章。但是，这不是雷北人的初衷，也不是张有耀们的过错，他们不可能阻止这种宣传，也没有抵制这一切的能力。
此后，到雷北参观学习的人泛滥成灾。一年365天，几乎天天不断。有来自省内的，也有外省、市、自治区的，有农民，也有工人、学生、营业员，还有人民解放军战士。最多的一天，除了小汽车，光大轿车就有32辆，其中解放军800名，长篇小说《林海雪原》的作者、著名作家曲波也在其中。县里专门成立了接待站，在雷北盖了座接待大楼，依然解决不了雷北的压力和负担。正在进行着平整土地苦战的雷北人，不知把多少精力和时间花费在了这种不给他们带来任何实惠的接待上。尤其是党支部主要成员，天天都要陪着笑脸，前脚刚走，后边的又到了。真是苦不堪言！
二
极左时期雷北人真抓实干的又一件大事是科学种田，较早实践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光辉论述。
雷北大队科研站成立于1970年，那是按照上级的统一布置搞起来的形式。真正把科学种田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根本措施来抓，则是在三年之后。那年秋播时，有人听说外地有一种叫“郑引一号”的小麦品种，个子低耐水肥，产量可达千斤以上。大队不惜代价派人买回了800斤，种了30亩。岂不知这是一种分孽力极强的春性品种，一要稀播，二要迟播。实际上在雷北这种冬季很冷春季后生长期不长的地区根本不适宜。结果，秋季跟其它麦种同时播种，又跟一般品种那样每亩播种将近30斤，先是冬旺枯死，开春后地里连一点儿绿色都没有。这一下损失大了，群众纷纷要求追究责任经济赔偿。大队党支部专门开会研究处理这件事，大家这才意识到错误不在那位好心办了坏事的同志身上，而是不重视科学技术受到的惩罚。他们冷静地分析了雷北今后的形势，引水上塬后地浇上了水确实增了产，但是即使产量翻一番，粮食亩产也不过500来斤，棉花60来斤。就是全大队3,000亩土地全都浇上了水赶上这个产量，也还是低水平。不行，光这样闷着头下死苦，面貌不可能有根本的变化。必须下决心抓科学种田，早抓，立即抓，不能等到把土地平整好了以后再来抓，要拿出抓水利基本建设一样的决心和劲头来抓。
雷北大队科研站很快加强了领导，增加了力量，扩大了土地面积。规模最大时土地达到百亩，人员编制45名，有两名支委担任正、副站长。拥有拖拉机、脱粒机、扬场机等各种机械20多台（件），有显微镜、化验设备等仪器10多架，盖有专门的科研站大楼和保管库房，是大队一个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站内下设种子、试验示范、土壤肥料、植保和气象五大组，大组内又分小组。种子组按照小麦、棉花、玉米、谷子、红薯、大豆等主要作物种类划分；试验示范组分小区品种对比试验和高产技术示范；土壤肥料组分土壤普查肥分测定和肥料施用技术；植保组分虫情测报和防治措施推广；气象组分常年气候预报和灾害性气候预报等。
大田种植使用什么品种？科研站从小区试验得出结论，不搞盲目引种；确定推广品种，先在示范田里种植，掌握栽培技术，加速种子繁殖；去杂去劣，提纯复壮，杂交制种，精细碾打，妥善保存。到了播种时节，科研站按照各生产队种植面积，供应各种作物良种，生产队只管领回去种就是了。当一个品种退化淘汰后，又有接班品种及时更新换代。小麦从“丰产3号”到“阿勃”，再到“小偃6号”；玉米从“陕单1号”、“武单早”到“聊三1号”、“户单1号”；棉花从“鄂岱棉”系列到“鲁棉”系列，再到“中棉所7号”；谷子的“延谷4号”；红薯的“旱大红”等品种，都曾经是雷北大队大田作物中的当家品种，发挥了良种增产的潜力。
良种需要良法，夺取高产的主要措施是什么？科研站的密度、播期、肥料等小区试验有精确的结果数据，示范田有详细的栽培技术记载，可以作为依据提出全面的增产技术方案，指导生产队照章办事。雷北大队的小麦播种从迟播改为适期早播，以科研站计算的有效积温和测查的气温、地温数据确定具体日期；棉花改稀播追求单株高产为适当密植依靠群体均衡增产，有科研站不同密度下获得的产量说服群众，从每亩2,000多株增加到5,500至6,000株；谷子改撒播为条播；红薯推广温床育苗、蘸泥移栽、红薯下蛋等先进技术，都使单产提高到从未有过的水平。
防治病虫害技术性很强，由科研站统一指挥。科研站植保技术员每天早晚各一次跑遍全大队所有地块，查看虫情，掌握害虫生长繁殖规律，把握最佳防治时间。一旦时机成熟，即向各生产队及时发出指令，什么时候打药，用什么药，用量比例多少，全讲得明明白白。生产队照令行事。
施肥也不是越多越好。科研站土肥组经过对全大队土地精细而准确的普查，对土壤中所含肥分进行定量分析，绘制出各个田块氮、磷、钾以及微量元素含量比例。因地制宜提出施用各种肥料的搭配比例，科学施肥提高经济效益。
雷北大队科学种田水平之高，在当时陕西农村是不多见的，让那些想从雷北学一点真经的农村基层干部们大开了眼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抽水站建成后，雷北大队并非从旱地一下子变成了水浇田。但是他们的粮棉亩产量和总产量，却在很短的时间里大幅度提高，其中的奥秘之一就是科学种田。
雷北大队有个闻名全国的“反帝植棉组”，成立于毛主席1970年发表支援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五•二0”庄严声明之际而得名，组长是张润叶。自从上世纪50年代张秋香植棉组起，全国所有的植棉组几乎都是以领导者的名字而命名的。就是在那种特别“革命”的年月里，也对妇女保留了这种宽宏大量。而在雷北，却出现了全国惟一的非领导者名字命名的植棉组。雷北人的高尚品质由此可见一斑。
“反帝植棉组”总共15名妇女，种植棉花50亩。从头年冬季开始，在拖拉机深翻的基础上人机结合双层深翻，使棉田的活土层从一尺增加到一尺五寸以上。春季提前播种，大搞育苗移栽，延长棉花生育期，提高伏前有效桃数量。有一年4月1日晚上3点多钟，广播里传来第二天早上有霜冻的消息，全组人不约而同翻身起床，把家里的被子当即送到地头，100多个棉花苗床被盖得严严实实。刚开始抽水站的水只能送到地头，流不到尚未平整的棉花地里，全组每个人一条扁担两只桶，百里千担一亩苗，磨肿了肩膀保住了全苗。深锄有利于棉花扎根壮长，妇女们宁弯百次腰，不伤一株苗，拉一万锄不走样，锄锄寸半深。三伏天整枝，为了不折断棉枝，规定不准戴草帽，大家就顶着大太阳硬晒，不几天脸上就晒起一层皮。采用杨树枝诱杀棉铃虫，每天晚上在地里插上新鲜杨树枝条，第二天天刚亮就要拿起来捉蛾子，全身上下被露水打得精湿，一连三个月天天不间断。“反帝植棉组” 的苦干实干精神，至今都留在雷北人的记忆里。
棉花是雷北大队当时最主要的经济作物，面积最大时达到总耕地的2／3。“反帝植棉组”科学务棉把全大队的棉花生产水平不断推向一个又一个高度。1970年，“反帝植棉组”成立当年，亩产达到80斤，第二年提高到92斤，第三年上升到154斤，1973年一跃而达到247斤。在“反帝植棉组”的带动下，全大队棉花作务组发展到47个，囊括了所有棉花面积，平均亩产过百斤，总产量上升到30万斤。1974年10月，中国棉花研究所在大荔县召开了全国棉花栽培技术交流会，史来贺、吴吉昌、张秋香等全国著名植棉能手云集，推广雷北大队科学务棉经验。这是全国首次在西北地区产棉区召开这样的会议，雷北经验被山东、河南、湖北等高产棉区的代表们称道赞誉。
1979年，全省第一个农民技术学校在雷北大队办了起来；1980年，雷北大队农民技术学校除开设短训班、夜校班外，增设了长训班，即利用农闲季节集中100天脱产全日学习；1981年，雷北大队农民技术学校增加了中央农业广播学校班，有专门购置的两台收录机专人录、放教学内容，组织了21名青年参加学习和考核。1983年，雷北村自筹资金9万元，建起一座800平方米的3层科技文化楼，为农技校开辟了专用教室、化验室、仪器室、图书资料室及校务办公室，购置了固定的桌凳。自此，雷北的农民科技教育走上了正规化、制度化。全大队先后有380多人经农技校较为系统地培养，成为各有专长的技术人才，占到了总劳力的40％。有98人被评为一、二、三级农民技术员，有6人被国家授予助理农艺师，有5人被授予助理工程师、会计师、主治医师等技术职称。1982年，国家教育部和农牧渔业部联合向全国推广雷北大队农民技术学校的经验；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编辑的《中国成人教育》一书，收入了介绍雷北大队农民技术学校的材料。
三
雷北大队引水上源之初的那些年，因为土地尚未平整有水浇不成，地里的粮食并没有增产多少，雷北人的吃饭仍然是个大问题。当时有个顺口溜：“学雷北，赶雷北，借的红薯还的麦。”这是说每当青黄不接之时，雷北人便要到附近的洛惠渠灌区借粮吃。好粮借不到，只有借红薯、红薯干，夏收后还给人家麦子。雷北人吃着红薯、红薯面、红薯面搅团，坚持不懈地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平整土地工程。
集体把能够拿出来的钱都投资到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上，年终纳入社员分配已所剩无几。农历9月13是雷北附近的华原街古会，有一年大队狠着心决定发给每人5角钱，放假一天让大家去逛个会。5角钱能买什么呢？但是却都很高兴，终归是有了5角钱，比一分钱没有强。张有耀的大女儿兴高彩烈地把全家7口人总共3元5角钱领了回来，准备也去会上转一圈儿。不料却被父亲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让她把钱如数退回给生产队去。张有耀说：“咱们欠队上好几百，咋还有脸再从队里领钱？”每年年终分配，生产队公布了各户与集体往来账务，张有耀回到家总是冲着老婆孩子吼叫一顿，要卖这卖那归还欠款。雷北人穷，张有耀家更穷，但是张有耀却从未想过占集体的半点便宜。
《陕西日报》1975年10月29日关于雷北大队三篇访问记的最后一篇《好领班》，专门记述了雷北大队党支部一班人的思想、工作和作风。其中在一个“立党为公，用模范行动带领群众前进”的小标题下，集中介绍了雷北大队党支部书记张有耀严以律己一心为公的模范事迹。这里我们原文照录：
“家”，作为社会组织的最小细胞，总是反映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特点关系的。怎样对待这个人人都有的家呢？张有耀认为，我们不能提倡大家不要家，不管家；但是，怎样对待这个家，却足以考验一个共产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到底有多高，党性到底有多强。
几年来，张有耀曾就怎样对待家庭这件事，和他的爱人、老母亲经常议论。为了革命的大事，全家人，连他的孩子都懂得支持张有耀的工作，少顾家。
其后，群众中就传出许多关于张有耀为革命连身躺的动人故事。大旱中，他记挂着队里干渴的庄稼，吃不下饭，独生儿子摔断了腿也不曾见他这样焦急过。睡梦里也呼唤着：雨呀，雨呀！可是大雨来了，他又焦急了，半夜三更冒雨跑出家门。因为他一想，不好，队上猪场地势太低，这样的暴雨八成要进水。果然不出所料。他在猪场战斗到天亮，弄成泥粪人。而张有耀家的猪圈里，积水快要漂起老母猪了，一窝小猪站在母猪脊梁上，等待搭救。
一年360天，张有耀充其量给家里担不上10担水，不给自己拉一车土 ，不往自留地里送一车粪，磨面分粮，不染一指头。那座既无门户又没门楼的号称“ 院门”，邻居百舍催他百十遍了：“收拾一下费得了3天功夫么？”他光说不办，至今还是那样放着。他说，这不影响革命大局。
当干部手里有权，这个权怎么用？张有耀无数次在党支部会上提醒大家，只能用群众给的权力给群众办事，不能用来谋私利。为此，党支部曾经认真讨论过多次，作出了严肃规定，其中有：党支部委员不吃请，不搞特殊化，不谋私利，不拿高工分，认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并把这些规定公之于众，接受群众监督。
现在雷北男女老少都在唱着一首歌，其中有两句歌词是：“打三千六百个啼起，熬三千六百个夜晚”。这是张有耀在农业学大寨中，为了实现本大队的十年奋斗目标对全队社员首先是对他自己提出的要求。他是用头上的汗、身上的土、手上的老茧去唱这支歌的。近几年来，张有耀每年要出外开会，介绍经验七八十天，但年年劳动在250天以上。然而这仅仅是劳动手册上的数字，一年四季，他在没人处，早上工晚收工，为集体做了多少活？连他也算不清。
每年，雷北三百六十几户社员中，婚丧等事总有几十起。每当社员家有事，张有耀就和支委们早早来到，询问：有什么困难吗？办完事就走。谁想为此对干部们表示一点心意，总是白费心。
张有耀一心扑在集体上，家里拖累大，自己又有病，生活比较困难。有一年，因为他害了病，公社党委研究补助他50元钱，他退了回去。春节到了，大队革委会在困难补助中背着他给家里补助了20元钱，他知道后却悄悄送给4户贫下中农，说“这是党和国家照顾的”。
警惕呀，谨防党的一个细胞蜕化！每年每年，张有耀都要提出“当干部图个啥”这个问题，在党支部和干部中进行“老生常谈”，并每年两次发动社员就这个向题对干部进行评议。而他自己和支部领导班子，则经常在这方面开展不留情面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哪怕是在最微小的方面。
张有耀检查工作来到大队缝纫班，大家见他衣服破了，顺手拿来给他补了一个巴掌大的补丁。他就掏出5分钱，严肃地说服拒不接受的缝纫组的同志：“拿着，你们收下的不是5分钱，是我们党的传统。一个社员既不能随便到缝纫组缝补衣裳不付报酬，我为什么可以不掏钱？”
警钟长鸣，使张有耀和他的伙伴们逐步成长为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自觉战士，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
雷北大队的贫下中农提起这些事，由心里发出的赞扬话总是说不完，道不尽。
这篇出自于那个年代的文章不可避免地有一些让当今的人们看了不舒服的字词句式，但是其中所记述的基本事实，却仍然可以做为我们现在的共产党员们效法的榜样。
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里，雷北大队尽管有过这样或那样被称之为“经验”的东西，让人们嗤之一鼻，但是雷北生产上的发展却有目共睹。撇开1970年以前的雷北不说，1971年全大队粮食总产量才是60多万斤，亩产只有332斤，棉花总产3万斤，亩产38斤，农业总收入不到20万元，人均分配43元，口粮200多斤。到了1979年，全大队粮食总产量增加到120多万斤，亩产达到935斤，棉花总产32万斤，亩产155斤，农业总收入达到72万元，人均纯收入203元。雷北大队所在的范家公社每年19个大队总共交售给国家的公购粮是130多万斤，其中雷北大队就占到62万斤；交售的棉花占全公社的1／3还要多。1979年年底，雷北大队被授予“全国农业先进单位”称号，受到国务院的嘉奖。跟张有耀一起同台领奖的就有当今号称“天下第一村”的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党支部书记吴仁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