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9年秋，西安，人民大厦。“陕西省首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集体和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这里隆重召开，张有耀作为先进集体雷北大队的代表出席大会。
一切都感到新奇、激动。过去张有耀到过西安，但没有进过人民大厦。那时候的人民大厦是西安城里最豪华的宾馆饭店，他想不到世界上竟还有这样好的房屋；过去张有耀也在饭馆里吃过饭，或者参加过县里地区的会议，那是凭粮票购买，按定量供应，他好像从来都没有吃饱过。这一次“积代会”，按人代会标准对待，没有定量，顿顿不离肉，白面馍、大米饭放开肚皮吃。他已经过了35个生日，哪一个生日也没有吃过这样的好饭；他也过了35个年，哪一个年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吃肉跟吃菜一样，吃菜跟吃饭一样，吃饭跟喝水一样，喝水跟吸气一样，不熬煎没有。他不由得想到了在家里啃红薯干的母亲，想到总也没有吃饱过的雷北大队家家户户的乡亲们，哪一天能让他们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就心满意足了。
最让张有耀眼馋的是用水。早上起来洗脸，打开龙头尽管流，一个脸能洗掉一桶水。有的人中午、晚上还要洗，就那么一张脸每天要洗三五遍，用掉的水让人看了心疼。想到雷北人用水的艰难，张有耀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天不亮，村当中的井台前就影影绰绰排起了长队，这叫“站班”。雷北的孩子们会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站班”。无论春夏秋冬，早晨起来先往井口跑，站到那里慢慢朝前挪动,等到轮上了“号”, 大人们便来扳那三个壮小伙子才能扳得动的200多斤重的“双下索”。半晌，从黑咕隆咚的井底，才舀上来半桶黄汤似的泥水。一口井一天最多只能出70多担水，全村仅有两口井，要供上千口人和牲畜饮用。到了天旱时节，井里的水一天天地少，被推选出来的井长便来分配，限量担挑。先是每户一担，再到每户一桶、半桶，直到井完全枯了为止。差不多每年都有为着争水吵架，闹仗，打得血里捞人的事儿发生。井枯之后，只好去黄河滩挑水，一上一下要爬四五里长的大坡。从老崖边那崎岖的羊肠小路到黄河滩下，蚁群般肩挑、手提、牲口驮水的队伍，终日不息。“宁给一个馍，不舍一碗水”是这地方的乡俗。
渭北高原本来就是贫水区，而雷北则处在最贫水的东部边沿。东临黄河滩，隔河与山西相望；北界金水沟，越沟与合阳县相接；西面和南面是逶迤而来的铁镰山，沟壑纵横，塬高地薄，自古就是个旱魔肆虐水比油贵的穷苦地方。黄河虽然近在咫尺，但是雷北的大部分土地却都座落在百米以上的土塬上，惠及不了这里的子孙。雷北人为水斗过多少年，多少辈。他们敬过龙王，请过井神，跪在老崖头上祈不来雨，也骂过那不睁眼的老天。至今，村里那十多个瞪眼望天的干窟窿和上百个等天赐水的大肚子“罐罐窖”，就是他们不断朝天向地要水的历史见证。老天爷始终没有怜惜过他们，大旱三、六、九，小旱年年有。就在张有耀在人民大厦参加“积代会”的这一年，村里的一亩地才打了7斤豌豆。雷北人一想起缺水干旱，就心怵，胆寒！
张有耀从挑起雷北这副重担时起，就把解决人、畜饮水问题当做大事。他听说合阳县北边有个“井神”，打出的井眼眼见水。当即托人多方打听，找到了，请来了，可是挖了36丈深没见水。他喝了碗烧酒，下到井底，挖上来的还是一筐筐黄泥……
张有耀此时看到人民大厦的水从1楼一下子就上到了7楼，突发奇想：为什么不能把黄河滩上的水引到塬上来呢？几天后，他的这种想法得到了水利专家的首肯。
这天大会发言，各地区各方面的代表分别上台介绍活学活用的经验和体会。张有耀拿着别人整理的材料也上台讲用了一通，接下来便是虚心听取其他先进典型的经验。不知为什么，他总感到那些虽有表情甚或还有动作的绘声绘色发言有点假，像是生、净、丑、旦各种角色在登台演戏。反转来一想，自己不也是做假么？雷北大队不就是那么几块黑板报，现在却被吹得天花乱坠。于是，他便对所有的发言都失去了兴趣，想着有这个机会来西安逛逛吃几天不掏钱的好饭好菜也算有运气。
后来，有一位水利专家发言，说的是他怎样学习毛主席著作，激发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帮助蓝田县人民修建了白马抽水站，把河水引上千年旱塬，受到当地群众热情称赞的事迹。张有耀不由得心头为之一振，不管他怎样学毛著有了好思想，反正是低处的水引到了塬上，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瞅准那位水利专家，散会后主动上前去跟人家搭话，说是有个问题想向专家讨教。
水利专家极热情地说：“好的，好的，我们互相学习。”
张有耀说：“我们那儿也是旱塬，塬下边就是黄河。可就是塬太高，能把黄河滩上的水也引到塬上来吗？”
水利专家说：“塬高不怕，一级站抽不上去，就搞二级站、三级站以至四级、五级站，关键是投资。分级越多，投资越大，有个承受能力和经济效益问题。”
接着，水利专家详细询问了雷北的地理位置，水源状况，旱塬高度和地形土质等资料数字，张有耀只能大概估计但却尽可能准确地给予了回答。
水利专家思考了一阵子，可能是在大脑里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计算。张有耀则屏住呼吸，心脏的跳动突然好像加快了许多，生怕人家会说出雷北不能建抽水站的结论。
终于，水利专家说话了：“从你谈的情况看，当然还应当进行实地测量可能不够准确，在你们那儿建个抽水站还是可行的。白马抽水站扬程比你们那儿低，花了3万元。你们要搞可能需要4万元左右，从经济效益上讲还是很划算的。当然这是靠自力更生精神，因陋就简，不包括投工，只是机器设备和建筑材料费用就要这么点钱。”
“4万元？”张有耀的心一下子变得冰凉，穷得叮当响的雷北大队从哪里去弄这么多钱呢？以后几天的会他早没有了听发言取真经的心思，香喷喷的饭菜已不再能够唤起他的食欲，软绵绵的沙发床更让他睡不着觉。
大会结束后，张有耀没有立即回去，乘车来到蓝田县白马抽水站。他顺着从沟底到塬顶的抽水管道，上上下下走了两来回。看着那一股清亮的河水从管口流出来，流进渠道，流入田地，他不禁憧憬着未来的雷北，也有这样一股子水，也是这样从低处流向高处，从渠道流进从未喝饱过水的庄稼地里，流进每一个雷北人那干渴的心田里……
从西安回到村上，张有耀一连几天跟驻队工作组和大队干部不见面，独自一人跑到老崖头上，这儿瞧瞧，那儿看看，又顺着连山羊也站不住脚的陡坡攀上攀下……
驻队工作组不知道张有耀在干什么，按说回来后应当传达省“积代会”精神不过夜。自从雷北大队小评论起家后，县委长期 在雷北派驻了工作组，作为县委书记直接抓的点。以后历任县委书记从未间断，一直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雷北大队的所有工作一直处于县委的直接领导和监督之下，雷北的许多事情并非雷北大队党支部所能左右，更不是张有耀一人说了算。所谓的一些“雷北经验”，雷北人只不过充当了道具，而真正的导演也不是雷北大队党支部，更不是张有耀。
一天中午饭时间，工作组同志在家里堵住了又准备出门的张有耀，气呼呼地问：“你打算什么时候向全大队干部群众传达省‘积代会’精神？”
“我……”张有耀一时语塞，这才想起自己忘了“大事”，忙红着脸承认错误……
第二天，雷北大队召开传达省“积代会”精神群众大会，张有耀照着会议发的材料这儿一句那儿一句地读了大半天。末了，他突然从凳子上站起来，声音提高了许多，说：
“现在，全大队的干部群众都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商量一下咱们雷北的大事。这回我在西安开会，跟一位水利专家谈了咱们雷北的情况，人家说咱们这儿建抽水站引水上塬没问题。我还到蓝田县白马抽水站看了看，那里跟咱们这里一样，水在低处流，人在高处住，沟里水长流，塬上没水吃。可是人家建了个抽水站，把沟里的水引上了旱塬，旱地变成了水浇地。咱们为啥不能跟人家一样，也建它一个抽水站，把滩里的水引上来，把咱雷北的面貌变一变？我看完全能够办得到！不过是再勒紧一下裤带，再流一些汗。咱们现在成了省上的先进，先进不能光卖嘴皮子，得有实家伙。要是咱们雷北再当10年先进，大家还是要吃的没吃的，要穿的没穿的，劳动日值还是一毛来钱，那这个先进就当得太没意思了。这一回我代表咱们雷北到省上开了会，明年要还是这样子，我说啥也不当这个代表了。咱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就先活学活用一下看有没有决心在雷北建一个抽水站。今天我在这里先向大家把这个意见讲一讲，各队回去认真讨论讨论，每个人都要拿意见。然后，我们大队干部再在一起好好研究研究。这是关系到雷北每一个人切身利益的大事情，一点儿都马虎不得！”
如同晴空中一声惊雷，雷北人被震撼了。人们议论纷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在关注着建抽水站的热门话题。
“把滩下水引到塬上来，能成么？自古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现在要倒过来，不是做梦吗？”
“要是真能办得到，那雷北不就变成另外一种样子了吗？子孙万代都要跟上享福呢！”
“就怕办不到，到头来钱花了一疙瘩，水照样在滩下流。那不就折腾得更穷了？”
……
从早到晚，张有耀川流不息地接待着一个又一个来访者，其中大多数是一些老人和当家主事者。大家问这问那，围绕着建抽水站提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张有耀兴致勃勃地一遍又一遍重复着说过的话，认真打通每一个人的思想，消除每一种顾虑。
有人问：“有耀，这一回在西安开会吃的啥？把你的胆子吃得这么大！”
有人说：“抽水站怕是要拿钱往起摞呢，咱雷北穷成这样子，哪儿来的钱呀？”
有人似乎信心十足，跃跃欲试，说：“放开胆子干，真要把这事弄成了，就把咱雷北救了！”
一位70多岁的老人对张有耀说：“有娃，叔相信你。你估摸，只要能办得到，你就领着大伙儿干！”
有的人好像并没有多想，却极明朗地表态说：“你们当干部的能给咱想到这样的事，就是好干部。搭实家伙干吧，就是干瞎了也 不埋怨！”
群众的热情和信任，深深地感动了张有耀，也感动了雷北大队的其他当家人。
张俊直说：“咱们当干部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听到过群众这样热诚的话。这一回，群众算是把心掏出来让咱们看了。咱们啥话也别说了，下决心干就是了！”
张有耀听了党支部书记这句话，一颗悬着的心放下了。尽管修建抽水站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困难，但是最关键的还是大队领导班子要心齐，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此时张有耀还只是个大队革委会主任，连个党员都不是。他就是再热心，党支部书记一句话，说弄不成也就弄不成了。
群众的热情和雷北大队干部为群众办实事的精神感动了驻队工作组，工作组把雷北要建抽水站的计划报告给了县委，得到了县委书记郝晨浩同志的大力支持。县水利工作队派出最好的工程师杜云鹏到雷北，帮助进行抽水站的勘测设计。
一项在雷北历史上前人从未干过的伟大事业就要开始了！
二
作为修建抽水站的前期工程，打密集型机井多井并流解决水源问题，1970年冬季就在雷北大队黄河滩上展开了。顺着老崖根一字儿摆开的一副副打井架杆上红旗猎猎，悬挂在井架上的马灯彻夜通明。全大队200多名男女劳力夜以继日轮番战斗，呼啸的北风，飞舞的雪花，袭人的寒气，全都不当一回事。工地上不时传来歌声、笑声、欢呼声，腾腾热气把凝结在水池里的冰块几乎都融化了去。
一个冬日少有的艳阳天，第4生产队两位18岁的姑娘张景云、张秋莲相跟着出了村子，一前一后朝机井工地走去。队里说她们年龄小，把她们编在中班，即只在白天上班，不参加夜战。
橘红色的太阳从黄河那边的太行山上升起，不一会儿被浓重的晨雾遮挡了起来，空旷的黄河滩上白茫茫一片。张景云伸手从肩膀上的布包里掰出一块玉米饼子，递给张秋莲说：“秋莲姐，你尝尝。这是我妈昨晚专门给我烙的，让带到工地上吃，香得很！”
张秋莲只比张景云大两个月，但是却毫不脸红地充当着姐姐。按说当姐的应当多关心一下妹妹，但是她家里人口多，不象张景云父母只有她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因此每天拿到工地上去的干粮，不是蒸熟的红薯就是红薯面馍馍，不象张景云隔三见五总有玉米饼子吃。她已经不止一次“尝”过张景云的玉米面饼子了，这一次无论如何也不好意思再“尝”了。
张景云见张秋莲不接玉米面饼子，便装着生气地说：“哼，架子还怪大的。我掏出来就不想再装回去，你要不吃，我就把它扔了。”说着，张景云扬起手，要把玉米面饼子扔到崖坡小道旁的沟里去。
“死女子，多可惜！”张秋莲急忙抓住张景云的手，拿过玉米面饼子。
好香啊，玉米面饼子！张秋莲舍不得几大口吃掉，一小块一小块填进嘴里，细细地嚼，慢慢地咽……
大队要建抽水站，张景云、张秋莲她们姑娘们打心眼里高兴。眼看着到了找对象的年岁，正是爱打扮爱干净的时候，可是缺水，衣服脏了不敢常洗，一年到头洗不了几次澡。就连早上的一盆洗脸水，大人洗了才轮得上她们洗。想要把黑水倒掉另换一盆，又怕惹得父母骂，只好胡乱地抹几把了事。因此，姑娘们是修建抽水站最坚决的拥护者。她们不去考虑修抽水站究竟有多么难，要花多么大一笔钱，反正是个天大的好事。她们一个个争着上工地，争着干重活。打井工地离村子太远，生产队又穷得起不了灶，大家便从家里带干粮去。家里的粮食总是短缺，红薯是全村人的主食，大多数带往工地的都是冷红薯或红薯面馍。就这她们也不在乎，照样乐呵呵地抢着上阵，都把能够参加修建抽水站看做是一种光荣和欢乐。
张景云和张秋莲来到打井工地的时候，上早班的还没到下班时间，上中班的人差不多已来齐了。生产队长安排了活路，张景云、张秋莲和另一位名叫王文彩的姑娘被分配去掏沙子。她们俩没说什么，人家总是把咱们没当正经劳力看，让干啥就干啥。王文彩却嘟嘟囔囔不愿去，要在井台上推杆拉泥浆。王文彩平时跟张景云、张秋莲不大合得来，井台上人多热闹，王文彩是个爱热闹的姑娘。
生产队长压根儿不理睬王文彩的情绪，安排活路最讨厌的就是这种当众不听指挥。你要是迁就了一个，特别是媳妇姑娘，就会像是得了传染病似的都要求另换，岂不全乱了套？于是只好下命令，不去不行。
掏沙子在两里之外的金水沟。高高的土塬底层，远古时代的河水遗留下厚厚的沙层，需要在崖坎上挖一个洞进去，再把沙子一筐筐掏出来。沙子是要到机井打到水层下管子时才用，提前挖出来堆放在旁边备用。3位姑娘来到金水沟，虽然没有干部监督，却都干得很卖力。一会儿卸掉了头巾，又过了一会儿脱去了棉袄，再过了一会儿还是满头满脸的汗。张景云、张秋莲想歇歇喘口气，看看王文彩还在一个劲儿地挖，便互相使了个眼色又干了起来。
太阳上了塬顶，到了工间休息吃饭的时候，机井工地燃起一堆堆通红的篝火，社员们围着火堆把冷红薯、红薯面馍掏出来烤着。红薯被火烤得发出咝咝的响声，溢出一股诱人的甜香。有的人等不得热透，拿起来掰下一截塞进口里，嘴巴拌得吧哒吧哒响。生产队长看见在金水沟挖沙子的3个女娃没有烤吃食，便让一个小伙子去唤。小伙子对这种差事最感兴趣，蹦起来撒腿跑去了。
没一刻功夫，只见去金水沟唤姑娘们的小伙子独自一人飞也似地转了回来，边跑边喊着什么。直至到了跟前，才看到小伙子面无血色嘴巴哆嗦着说：“快，快！崖……崖塌了，人……叫埋在……里面了……”
人们全站起身来，蜂拥般一齐朝金水沟方向奔去……
寒风哀嚎，黄河哭泣。雷北的天空中笼罩着一片悲哀的乌云。三位姑娘的追悼大会在村子中间的空场子上召开，全村男女老少齐集，会场庄严而肃穆……
连日来，张有耀几乎搞得焦头烂额，几天几夜没有合过眼。打井工地不能马上停工，正在打的井一停下来就是上千元的损失，需要稳定情绪一口气打到水层下了管子才能歇下来。死者的丧事要筹办，一切费用要由集体承担，这是最起码的。最重要而又最棘手的还是做好家属的思想工作，活蹦乱跳的孩子骤然间没有了，她们的父母亲人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再说修建抽水站是雷北大队自己确定的工程项目，国家没有给一分钱的投资，出了这种事既谈不上什么政治荣誉，也得不到必要的抚恤金，全靠穷得叮当响的集体承担一切。一开始，大队干部们都不敢到三位姑娘家里去，怕难以向她们的家长交待。别说碰到个蛮不讲理的问你干部要人，就是人家很公道地提出命价赔偿问题，也足以让他们进得门而出不了门。
那天，张俊直和张有耀相互壮着胆子，硬着头皮去了张景云家，没料想碰到的竟是完全相反的另外一种情形。
张景云的父亲张云亭是土改时入党的全村第一个共产党员，老俩口自己无儿无女，从小抱养了张景云，指望着养女将来床前行孝养老送终。平日里老俩口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把仅有的钱用来打扮一天天出落得如花似玉般的女儿，把家里的好吃食几乎全都留给心头肉似的宝贝疙瘩。女儿小小年纪已经晓得孝顺父母，就在前几天每天去打井工地，总要把母亲专门为她做的好吃食偷偷留下来一些，装上几个冰冷的熟红薯到布袋里去，让两位老人越发打心眼里喜欢……现在，女儿殁了，老俩口十多年的心血竹篮打水一场空，让他们往后的日子该依靠谁呢？
张俊直和张有耀走进门的时候，张云亭和老伴都躺在炕上。极大的悲痛已经使他们哭干了眼泪，哭伤了身子。但是，两位老人还是挣扎着坐了起来，想招呼他们喝水，热水瓶是空的，已经两天两夜断了烟火；想要请他们抽烟，张云亭不抽烟，买不起香烟连旱烟都没有。不得已，只好让支书和主任干坐着。不等大队干部开口，张云亭先就说了话：
“这几天把你们忙扎了，也作难扎了，你们不说，我心里都明白。事出来了，怨不得你们，也不是谁把娃害死的。你们为全村人的事扑着身子干，我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一肚子的苦处，也决不给你们添难为。我瞎好是个党员，在党里边呆的时间长，没给党做多少事，至少也不会做不像个党员的事。大队上的事，你们该咋干还咋干，不要因为娃这事拌住了手脚。将来咱们雷北好起来了，不要忘记还有我女儿的一份功劳，我就……啥啥都够了……”
张俊直、张有耀的眼睛早就被泪水糊满了。有这样通情达理的老党员，有这样一心一意想着雷北建设的人，还有什么话再讲？他们紧紧地抓住老人颤抖的手，说：“大叔，大婶，你们保重身体……”
在张秋莲、王文彩家里，张俊直和张有耀遇到的情况几乎跟在张景云家里一样。死者亲属中没有一个人说一句为难他们的话，更没有提出任何非份的要求。面对这种情况，大队党支部决定，隆重召开追悼大会，沉痛悼念为雷北建设献出了宝贵生命的3位姑娘，教育干部群众，振作精神，坚持大干，一定尽快把抽水站建成。
追悼会会场，一条白纸黑字的大字横额庄重地悬挂在主席台前上方：“张景云、张秋莲、王文彩烈士追悼大会”。烈士，这一光荣的称号尽管自始至终国家都没有认可，但是雷北的每一个人承认它。多少年后在抽水站渠首旁立碑修建的烈士陵园，就长眠着这3位“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姑娘。她们的事迹成为教育世世代代雷北青年的活教材。
雷北大队党支部书记张俊直代表党支部、革委会在追悼大会上致悼词。悼词高度评价了3位姑娘为雷北建设做出的贡献，然后向全大队干部群众发出号召：“我们相信，修建抽水站是全大队每一个群众的共同心愿，不会因为3位姑娘的牺牲而偃旗息鼓。如果我们就此停下不干了，那这3个好青年就是白白葬送了生命，她们的献身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今天，我们沉痛悼念3位姑娘，就是要使我们每一个雷北人进一步明确，修建抽水站引水上塬对于彻底改变我们雷北穷困面貌的重大意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坚定不移地把抽水站尽快建成建好，从根本上改变雷北的基本条件，结束世世代代雷北人为水发愁靠天吃饭的历史！”
3位烈士的亲属代表在大会上发了言。第一个走上台去的是张云亭，尽管老人脸上泪痕斑斑，但是神情并不像人们预料的那样凄凉。他似乎有一肚子的苦水要倒，却只硬朗朗地说了一句话：“娃已经死了，咱们的水利建设不能停下来，还要再加紧……”
为有党性在，字字重千钧！
王文彩的父亲王张兴老人在大女儿王茜文搀扶下颤巍巍走上台去。他什么也没有多说，拍着王茜文的肩膀，只说道：“我还有这个女娃，让她好好去干，就不信抽水站修不成！”
王茜文，这个妹妹死后和母亲抱头痛哭得死去活来的姑娘，此刻竟十分坚强地站立着，大有“继承妹妹遗志，勇敢上战场”的气概。后来，王茜文果真成为雷北一名敢说敢干的妇女干部，担任过妇女主任、民政委员、党总支委员、村民小组长等职务。
3位姑娘倒下了，雷北人没有停下脚步，踏着烈士的足迹，又迈上改天换地改变穷困面貌的漫漫征途……
三
1970年12月，35岁的张有耀第二次举起拳头，庄严地站在鲜红的党旗下宣誓，终于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名正式党员。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取消了党员预备期。
张有耀异常激动，感慨万千，像小孩子似地流下了一汪清澈的泪水。实践证明，那些蛮横无理地取消张有耀入党预备期的人错了。他们把一个对党忠诚不二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战士，强行一脚踢出党的大门12年。12年里，张有耀有过多少辛酸，有过多少伤心，也有过多少无奈。然而，他对党的信念没有丝毫动摇。他相信，终会有一天，党会发现他是党的好儿子，会畅开宽大无比的胸怀，重新把他拥入怀抱。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来得似乎突然，又似乎顺理成章。
张有耀回到雷北后的这么多年，勇敢地挑起了群众赋予他的当家人重担，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群众的信赖。雷北大队小评论起家后跃入先进行列，县委工作组常年驻在雷北，张有耀的一举一动直接处在了县委的注视之下。特别是由他提议并组织实施的抽水站工程，将是彻底改变雷北面貌的重大举措。张有耀在其中显示出来的精神风貌和组织才能，让精明的县委领导不难得出结论：雷北大队一把手非张有耀莫属。于是，特殊情况下采取特殊措施，立即解决张有耀入党问题。张有耀档案袋里装着连张有耀自己都不知道的中右内控材料和行政记大过处分，他不可能主动向组织交待。此时的党组织可能翻过张有耀档案，知道了假装不知道，或者压根儿就没有去理睬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迫不及待地批准张有耀为正式党员。张有耀的经历说明，这个党说入起来难也很难，说容易也十分容易。假若张有耀日后出了问题，档案里那些东西就会是他混入党内的有力证据。
1971年元月1日，张有耀被宣布为雷北大队党支部书记，一年前县委决定把与雷北相邻的北延寿村与雷北庄合为一个大队，张俊直和原北延寿大队党支部书记张俊杰改任副书记。
四
春节前，水源地机井群全部打成，接下来便筹备抽水站主体工程上马。经技术人员核算，果真如那位水利专家所说，除去投工用劳报酬不计外，机械设备和上水管道投资就需要4万多元。
4万元？对于当时的雷北大队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雷北抽水站是自己确定的工程，没有列入任何一级政府的项目计划。靠国家，显然不可能。
那么靠集体？集体穷得叮当响。去冬打机井，各生产队都贴进去不少资金。年终分配因为无钱兑现，好多队连社员会都不敢开，用一张白纸把分配方案贴上墙了事。大队更是可怜，一年到头没有一分钱收入，连买张纸也是向生产队摊派。尚未壮大起来的集体经济是靠不住的。
只有靠群众了。群众集资，像50年代国家发放建设公债那样，向群众借钱。等到将来水上了塬地增了产，集体有钱后连本带利再还给群众。然而，群众会不会买这个账？搞了10多年的集体经济竟还是这样一副穷酸模样，群众对这样的集体还抱不抱希望？引水上塬是一件好事，但是水究竟能不能上塬尚未成为现实，水上塬之后谁又知道会是什么样？总归一句话，群众对现任的雷北干部信任程度究竟有多大？如果群众认为是败家子，要想从他们腰包里掏出钱来简直比登天还难。
党支部会上，张有耀和大家一起认真分析了群众中的种种思想顾虑，决定先分头摸底，看看大家到底愿不愿意拿出钱来。
第一次碰头会，统计全大队愿意拿出的钱才有500元。
第二次碰头会，上升到2,000元。
第三次碰头会，达到3,000元，似乎已经到顶了，再做工作也是白费气力。
有的群众笑着问动员捐款的干部：“你们这些干部当得精能，要社员往出拿钱，就说你们啥时候给我们分过钱？你们是叫社员去偷还是去抢？”
动员捐款的干部被问得半天张不开口。是啊，生产队一个劳动日值最多时也不过二三角钱，大多数人家黑水汗流从正月干到腊月，年终决算倒欠了生产队一疙瘩。就连张有耀家，直到1981年才最终还清了超支款。即使能分到几个钱的户，拿到手的还不是钱，而是一张纸条条。
碰头会上，有干部打了退堂鼓，说：“咱们当干部为不了群众，也不要害群众。还是再向国家伸个手，能要到钱，咱们抽水站就修，要不下钱，趁早收摊子，省得给群众添麻烦。”
向国家伸手不是没有，张有耀已经为此往县上跑了无数次，结果全都碰了一鼻子灰。到信用社贷款，一来数额太大，二来穷得出了名的雷北从来还款不讲信用，人家就不愿意跟雷北人打交道。
难道抽水站真的就不修了？张有耀怎么也不甘心就此罢休。他想关键的问题还是群众对他们这些当干部的不是很信任，怕抽水站修不成把钱白白扔了，怕集体搞不好还是烂摊子。于是，党支部决定召开一次集资动员大会，把肺腑之言当众讲给大伙儿听听。他相信，只要我们真诚为群众办好事，为雷北的子孙万代造福，是一定能够感动群众，争得群众支持的。
集资动员大会在三元宫祠堂召开，9间大厅里坐满全大队近千名老老少少。张有耀发表了有生以来最长的一次讲话。他先讲了修建抽水站对于彻底改变雷北面貌的重大意义，从各个方面科学地论证了一定能够把水引上塬的道理，描绘了千年旱塬变成水浇地后雷北将要发生的根本变化。接着，他又十分详细地罗列了修建抽水站需要资金的具体项目，机械设备、铁管、水泥等等，需要的数量是多少，价格是多少，然后汇总起来是4万元的总数字。最后，张有耀很动感情地说：
“今天，我们雷北大队的各位父老乡亲都在这里，我就把我心里的话全说出来。9年前大家在这里选我当了大队长，我没有干好，大家还跟过去一样穷。我们当干部的都觉得心里有愧，没有脸再站到这里讲话。但是，现在我们打算好好干一场，要使雷北的面貌在很短时间里大变样。修建抽水站是我们要干的第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以后我们还要办更多的实事、好事，一步一步把雷北建设好。大家都知道，我张有耀过去是干公家事的，现在我又干起了咱雷北的事，就一辈子干下去，干到底！即使将来再有机会要我出去工作，我也坚决不去，跟大家一起干在雷北，死了埋在雷北！今后，我还有可能干错事，错了大家批评，不要客气。但是我向大家保证，决不干亏心事，不干见不得人的事！如果大家拿出钱来支持修抽水站，我保证一分一文都把它用到抽水站上去，一定把抽水站建好。谁要是敢乱花大家的血汗钱，不但大家不答应，我也不会答应！要是大家还能够信得过我，信得过我们党支部这一班人，就请千方百计挤出一点钱来，帮助我们解决修建抽水站的资金问题。我知道大家都很穷，有的人家连吃盐点灯的钱都没有。但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还只有再勒紧腰带，再受点苦受点累，尽快把抽水站建起来。等到水上了塬，集体生产搞好了，大家也就有了盼头。这笔钱不久一定会还给大家，相信集体也一定有能力还给大家。只要我们全大队干部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我们雷北就一定会越来越好！”
张有耀终于结束了他类似于演讲的长篇讲话，会场上顿时静悄悄地没有一点儿声音。人们似乎都还沉浸在心灵受到撞击而鼓舞起来的庄严气氛之中。实践证明，张有耀这次面对全村父老乡亲慷慨而激昂地倒出来的掏心窝子话，并非为了从大家腰包里哄出钱来修建抽水站而进行的即兴表演，他在自己日后大半生的行动中都一一兑现了。有多少次离开雷北转干的机会，先是县委领导谈话，让他担任一个乡的党委书记，后来地委组织部谈话，要他离开雷北，再后来地委领导转达省委书记的指示，要他去担任什么什么领导职务，都被他坚决地婉言谢绝了。就连担任了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也只是在县里挂了个名，而人始终没有离开雷北。人们曾经奇怪，许多远比张有耀名气小得多，水平低得多的劳模，都先后跃居于各种各样的领导岗位，而张有耀实际上却始终只是个没有什么级别的村官？这就是张有耀，他要始终向雷北人兑现他的承诺：跟大家一起干在雷北，死了埋在雷北！纵观张有耀大半个人生，他向雷北人兑现的不仅仅是这一点，而是他曾经做出的一切承诺。
集资动员大会的气氛很快高涨起来。
第6生产队社员许志超老汉首先站了起来，把人们的目光一下子吸引了过去。只见他清了清嗓子，大声地问道：“有耀，你刚才说了一大摊子，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到底打算在雷北干一辈子，还是干一阵子？”
张有耀已经讲完话坐了下去，此时立即又站起来，斩钉截铁地说：“大哥，你这话问得好！我把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跟大家一起干在雷北，死了埋在雷北！”
许志超老汉说：“好，我就记着这句话。有耀当干部有好些年了，像个共产党干部的样子。他只要好好干，我愿意拿出钱来支持修抽水站。我今年才五十几，儿子早早地给我置了副棺材板。我看我一时还死不了，把它卖了，捐献给抽水站。”
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在会场上响起。
许志超老汉又说：“大家先别给我拍手，棺材板还放在屋里，等卖了钱拿出来再拍手不迟。我想总能卖200来元吧？榆木的，二寸五，先按200元报，卖多了还是抽水站的。要是我早早死了，就让我娃卷张席埋了，我心甘情愿！”
又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掌声未息，一下子站起来五六个人，抢着说：
“我的自行车不骑了，卖了，拿100元！”
“我卖家具，拿50！”
“我有几根木料，卖了拿50！”
“我没啥卖，反正想办法拿20元就是了！”
……
会场上顿时活跃起来。许多人一齐涌到主席台前，围着记录的大队会计直嚷嚷，生怕把自家漏掉了似的。第二生产队双军属户王逢京一下子报了800元，把争相报捐的热烈气氛推向高潮。原来王逢京刚卖了3间房，一个子儿不剩地全捐了出来。70岁高龄的五保户王明久老人也掏出身上仅有的一元钱，颤抖抖地交了上去……
参加集资会的县委工作组同志被群众的热情深深感动了，孙国植、程美英、张建军、季芝田全都捐了款，多的100元，少的50元。就连劳动锻炼的大学生李文生，也拿出了50元。
有个名叫王党狗的，家里穷得精光，也开口报了200元。有人开玩笑说：“党狗，你哪儿来的钱？该不是明天去华原会上偷呀？”
王党狗说：“你甭管，兴你们报，就不兴我报？你们能拿得出来，我也能拿出来。”
事后，王党狗拿不出钱。干部问他：“你明知道拿不出钱来，咋也凑热闹？成精作怪！”
王党狗说：“大家都报了，我不报，多丢人？我还以为大家是报给工作组看呢，谁知还真的要哩。”
第一次集资会，群众报的数额就达到17,000元。除了准备变卖东西者外，还有姑娘们准备拿出嫁妆钱的，媳妇们拿出私房钱的。正在部队服役的许兴无，在父亲、爱人和妹妹各自捐款后，又把他每月6元钱积攒了一年的50元津贴费寄了回来，托父亲代他捐给抽水站。
素有硬汉子之称的张有耀在集资会上流泪了。从许志超老汉第一个站起来报捐时起，直至集资会结束，张有耀的泪水始终没有干过。意想不到的群众热情使他感动，也让他振奋。他激动得不知道该干什么，回到家里怎么也睡不着觉。到处找酒喝，拿起一个瓶子，嘴巴对瓶口，倒过来才发现是空的。又拿起一个瓶子，还是空的……家里早就连盐都买不起了，哪还有钱买酒？张有耀完全是高兴得昏了头。
不久，又召开了第二次集资大会，群众又拿出了26,000元。两次合计总共43,000元。
在上世纪70年代初那种极其困苦的条件下，300多户的雷北大队群众集资43,000元，这是何等的不容易！雷北人依然对集体经济怀着一股子热望，对我们党和我们的干部充满信任。毋容置疑，那时候中国大地上仍然怀着这种热望和信任的决不只有雷北人，可悲的是大多数地方最终仍然使群众失望，而没有像雷北大队党支部那样给群众带了更大的希望。
五
1971年3月18日，这是雷北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牵动着全村每一个人心弦的抽水站主体工程破土动工。
开工典礼在选定的抽水站出水口举行。“立下愚公移山志，敢叫雷北换新天”和“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两条醒目的大标语，嵌刻在高高的老崖头上。小学生们打着彩旗敲着锣鼓前来庆贺，雄赳赳气昂昂的300多名精壮劳力列队站立。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原北延寿大队党支部书记张俊杰像一位来访的国家元首似地抬头挺胸，作为工地总指挥笔直立正地站在当做主席台的崖头上。一阵雨点般的锣鼓和炒豆似的鞭炮响过之后，县委工作组孙国植纵身跳上崖头，先是高声朗读了毛主席语录：“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和“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接着，孙国植扯起喉咙高呼：
“天上没有玉皇！”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我来了……”
这首产生于不讲科学头脑发热年代的民歌，此刻却把雷北人民立志引水上塬彻底改变穷困面貌的英雄气概表达得淋漓尽致。
随着工地总指挥张俊杰庄重地在古老的崖头挖下第一镢头，一场艰苦卓绝的鏖战打响了……
一股股巨大的黄尘似原子弹爆炸时的蘑菇云，从滩下沿着崖畔冲天而起，飘向天空，扑向太阳，然后又撒落在漫漫的黄河滩上。黄尘中。300多名男男女女分散在100多米高的崖坡上下。有挖土的，有拉车的，还有一根绳子拴在腰间悬在半空中打眼放炮的，全是黄头发、黄眉毛、黄脸皮、黄衣服，从头到脚一色儿黄。黄土迷得眼睛实在睁不开，每人一副廉价的玻璃片风镜，戴在脸上个个像是国宝大熊猫。不一会儿头上脸上直冒汗，不敢擦，一擦就是个大花脸。小伙子们倒不在乎，姑娘们却不愿意变成个丑八怪。在工地上干一天回到家，衣服上是拍不净的土，身上是擦不掉的泥，那是汗水和黄土的混合物。想要洗个澡，没有水，雷北人似乎就没有在家里洗澡的习惯，只有等到抽水站修成了来个大扫除。有个年轻媳妇说她在抽水站土方工程建设的一个多月里，从来没有挨过丈夫的身子，嫌他脏。脏是一个原因，其实男人们累死累活干一天，晚上头一挨枕头就进入了梦乡，连打苍蝇的劲都没有了。
飞扬的黄土固然不好，但是挖掉黄土之后却更加让人犯难。先是红胶土，一镢头下去挖不下拳头大一块，严重影响工程进度。再碰上鸡屎垆，一种凝结成圆球状的钙质土，挖不动，铲不掉，干着急。再后来便是料礓石，洋镐落地，火星直冒，一尺多长的洋镐齿，看着看着就短了一大截。没有办法只好打眼放炮。被称做“实干家”的张俊升、张广德、石福祥等，整天30多斤重的钢钎不离手，手掌上的血泡变成了茧子，茧子又被磨掉露出血肉。20岁出头的张润叶、杨晓、王茜文等一伙姑娘，抢着跟男劳力一样打炮眼，在土洞里钻出钻进。“钢钎弯了腰不弯，耙子卷了志不减”，表达干部群众心声的豪言壮语，焕发出人们冲天的干劲。
工地的作息时间以号声为准，但是早上天刚亮号声吹响不到10分钟，工地上就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了。中午吃饭加休息总共一个小时，人们来去一路小跑，回到家失急慌忙朝嘴里扒几碗饭，哪里还顾得上休息？张高运领导的一队最让人迷惑不解。他们的工地位于最下边，一队又距离工地最远，光260米的陡坡路爬上去就需要20多分钟。可是每天中午饭后返回工地，一队总是第一个人齐，第一个先开工。后来有人发现了张高运的秘密，原来一队的人全都没有回家去，早上来时就带着冷红薯，只在附近的一户人家烧了开水，大家吃过冷红薯就开水，嘴一抹又转了回来。张高运的“经验”不胫而走，各队争相仿效，使得午饭和休息的时间安排形同虚设。到了天黑，收工的号声吹了一遍又一遍，工地上的人总是走不散。工地总指挥的职责似乎成了把一个个赖着不收工的人往家赶，这种事儿说给当今的人听也许无人相信。
雷北大队党支部的同志是工地上最忙最累的人。
担任总指挥的副支书张俊杰有全村惟一的一块手表，他每天第一个醒来看着表针指向上工时间，便去叫醒吹号的年轻人。不等号声在雷北村上空响起，张俊杰就第一个来到工地。他要按着图纸要求照猫画虎地指挥各生产队施工，很具体地交待队长们挖多宽、多深，挖到哪里为止，以减少窝工。他在工地上很难闲得下，得手还要拿起工具干一阵子。一天中午，张俊杰在拉着架子车推土时，脚下不知被什么绊了一下，随即连人带车从崖坡上滚了下去。送到医院后，满脸是血，全身好多处伤，嘴巴边扯开一条口子，缝了好几针，几颗牙齿也被磕掉了。当张有耀赶去医院看他时，他却迎头一顿训斥：“你跑来干啥？工地上那么忙，你不在工地上看我顶啥用？你赶紧回去，我死不了！”
张俊杰负伤后，张俊直继任工地总指挥。这个雷北大队过去的一把手，如今是三把手。他不计较职位的高低，依然勤勤恳恳地埋头苦干，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风格。接任工地总指挥后，张俊直更是把全身心都扑在抽水站工程上，没黑没明带领群众苦干。
一天中午，张俊直从工地回家吃饭，妻子唠叨说：“好几天都没啥烧了，你再不管事，就把腿放下当柴烧。”张俊直没有当回事，吃过饭又去了工地。晚上，张俊直忙完工程上的事，又参加了支部会研究当紧要办的事，回到家时已是半夜时分。家里冰锅冷灶，要饭没饭，要水没水，一看真的是灶房一把柴都没有了。他想摸几个冷红薯填进咕咕乱叫的肚子，结果找到的红薯是生的。妻子躺在炕上还在生气，压根儿不理他。
张俊直无法，只好啃了几个生红薯，拿起绳子和笊笆，摸黑下了黄河滩。黄河滩上，尚未北去的大雁呀呀叫着，黄河里的水哗哗流着，还有不知躲在哪儿的狼嚎着。张俊直一笊笆接一笊笆搂那冬季干枯尚未发青的茅草，先散放成无数的小堆，最后抱在一起用绳子捆了。东方开始放亮时，张俊直背着柴捆子回到家里，不敢再睡，又去唤醒吹号的小伙子，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就在张俊直家不远的场上，有生产队的麦草垛。张俊直没有想到过去从那里扯一笼子回来，因为那是集体留给牲口吃的。
张俊直一夜未睡，出现在工地上的时候仍然是精神抖擞，马不停蹄地跑上跑下，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在张俊直的头脑里，家里的事再大也是私事，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公事，私事不能耽误公事。修建抽水站是全村人的大事，他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不能影响了工地的工作。就这样，张俊直每隔几天就要利用晚上下黄河滩搂一捆柴回来，第二天又照常跟群众一样大干在工地上，直到工程竣工。没有人晓得他的劳累，没有人察觉到他那内心里的苦痛……
1975年底，张俊直负责抽水站扩建工程完成后不久，便因积劳成疾身患绝症。1976年农历正月十一，雷北人民爱戴的好领导、好党员张俊直不幸去世，全村人如同天塌下来似地陷入极大的悲痛之中。在雷北会堂召开的追悼大会上，千余人放声痛哭，惊天动地。主持追悼会的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张润叶泣不成声，话难成语。致悼词的张有耀好几次哭倒在地，追悼会几乎无法召开下去。大队党支部把这位为抽水站工程操碎了心的共产党员安葬在渠首旁，从村中央到墓地的一里多路上，送葬者排成了两道人墙。棺木入土，每人只准三锨土，就堆起了一个高高的坟包。坟墓紧靠着抽水管道，再往上几米就是出水口。哗哗的流水永不停息地陪伴着在雷北建设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张俊直，抚慰着一个共产党员无私奉献的英灵……
在雷北下放劳动的著名作家杜鹏程目睹了安葬张俊直的全过程。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个从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战士的感受：“一个共产党员在人民心目中有如此崇高的位置！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动人的场面……”
张有耀双目失明的母亲双手拄着一根木棍儿，站在土墙上挖出的门洞里，每听到脚步声就打问：“这是谁呀？看见我有娃了吗？叫他回来吃饭……”
张有耀的母亲几年前患病无钱医治瞎了双眼，但仍是家里统管内务的劳力。自从抽水站的事儿忙火起来后，儿子整天在家里不落脚，媳妇也上了工地，孙女孙子们放学回来要吃饭，家里的事就全扔给了她一个瞎眼老太婆。老人不怕劳累，最让她放心不下的是儿子，忙起来全不顾自己身体，到了吃饭时候总是回不来。一家人吃的都是红薯面做的饭食，连热几遍就成了浆糊。于是，她就常常这样站在门口，打问过路的人，要他们捎话给儿子，提醒他赶快回来吃饭。过路的人多是孩子和老人，他们不会知道张有耀的行踪，常常让老太太失望。但是，老人极有耐心，有时候痴呆呆一站就是大半天，不管刮风还是下雨。张有耀几乎每次急匆匆回家来的时候，都是这样被母亲迎进门。他叫母亲不要再在门口等他，说他到回来的时候就回来了。母亲总是嗔怪地说：“你就知道没命地忙队上的事……”
这一天，张有耀的母亲一直没有等见儿子回来。工地上出了事故，绞车上的钢丝绳断了，装满土的架子车飞下去撞伤了两位姑娘和一个小伙子，一个断了3根肋骨，一个严重脑震荡，当场就昏迷不醒。张有耀亲自送他们去了县医院，直到第二天下午才回来。张有耀的母亲不知道这些，还像往常一样执拗地等着儿子回来。她又听见了脚步声，忙问：“你是谁呀？看见我有娃了吗？叫他赶快……”
“大妈，是我。”
“噢，是国植。”孙国植一直是张有耀家的常客，过去老人双目失明前就认识孙国植，这时候立即就听出了声音，又急着问：“你看见有娃……”
“有耀上县了。工地上出了事，他送伤了的人去了县医院。”
“啊！出了啥事？要紧不要紧？你快给大妈说。”
“不……不要紧。你别管，啥事也不用你管。”
“滚你的……大妈咋能不管？你别哄大妈，到底出啥事了？”
孙国植不得已，只好照实说了。老人一下子瘫倒在地，哭着说：“这咋得了哇，这咋得了哇……”
孙国植忙把老太太送进屋去，安慰说：“叫你别管你就别管，还有我们这些人呢！人不要紧，就是要花点钱。”
“花点钱，队上哪来的钱呀？有娃为钱的事都快熬煎死了，叫他再到哪里弄钱去？”老人越发着了急。张有耀当支书，他母亲总也像管着大队的事似地操尽了心。
孙国植费了好大的劲儿，总算安慰住了张有耀母亲。临走，老人又问：“国植，你吃了饭么？”
孙国植说：“吃了，我刚吃了。”
老人说：“吃了大妈就不让你了。大妈不怕你笑话，还剩下两个红薯面馍，是给有娃留的。有娃从一大早出门就没回来，你说又去了县上，明天才能回来，一准饿失塌了。”
孙国植说：“你别操心，他到县上就买的吃了。”
“买？他拿啥买？昨晚媳妇问他要钱称盐，他掏了个遍才掏够买盐的钱。再说，他还没有粮票。一准……要……饿回来哩……”老人哽咽着哭了，无光的眼里滚出晶莹的泪花儿。
六
1971年7月14日，经过118天的艰苦奋战，雷北人民终于把黄河滩上的地下水引上108米高的旱塬，结束了千百年来缺水吃、用水难、地里庄稼不浇水的历史！
这一天，雷北大队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早早守候在抽水站出水口前，还有从方圆十来里路赶来的群众，像过会一样热热闹闹。人们眼睁睁地看着那8寸粗的铁管，不敢相信水就真的能从那里边流出来。
中午12时整，张有耀站在高高的渠首朝着滩下的机房大手一挥，那里立即开动了4台75匹马力的柴油机，串连起两台扬水泵。很快，一股清水从出口涌出来，流进大渠，流向田地……
“愚公移山改造中国！”
“农业学大寨！”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
这里，我们只能如实地记录下那个激动人心时刻的真实场景。任何根据政治变化或者艺术需要而给以虚构的描写，都是违背历史的。那种或许让现在甚至将来的人们见笑的举动，在那个时候确确实实是发自人们内心的激动脱口而出的。
人们欢呼着，雀跃着。老人们双膝跪倒在地，把长满胡须的嘴巴伸向水渠，像牛似地咕咚咕咚喝个够。姑娘们脱掉鞋袜，把双脚伸进水里去，一股惬意的清凉直透心窝。大伙儿瞧着那被水浸湿了的田地里，从未享受过这种滋润的玉米、棉花，似乎一下子精神了许多……
有人唱起了歌，大家不约而同和了上来，像虔诚的基督教徒口诵“我的上帝，阿门” 那般，抒发自己难以表达的感激之情：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
河深海深……”
1975年，雷北抽水站再次扩建，由原来的一根8英寸上水管道，改为两根12英寸的管道，使水流量达到0.22立方米／秒，基本满足了全村3,000多亩塬地的灌溉用水。直到跨入21世纪，国家大型灌溉设施抽黄工程解决了关中北部旱塬缺水问题后，雷北抽水站仍然是雷北人幸福的长流水，在生产和生活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