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5年农历冬月初五，一个平凡的小生命降落在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岸边那古老的崖头上。小家伙生下来就特别能吃，母亲的奶水总是喂不饱他，常常饿得嗷嗷直叫。邻人们都说，这小东西一辈子都是讨苦吃的命，无福可享。在县城一家杂货铺当学徒的父亲张志诚却不这么看，他给儿子取名有耀，即有朝一日当光宗耀祖之意。
张有耀不负父亲的期望，自小读书用功好学上进。解放前夕，他考入朝邑县中学，1950年3月便成为该校第一批共青团员。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国家号召青年学生参军参干。学校开过动员大会后，张有耀未加思索，也未与家里任何人商量，便踊跃地报了名。这天，他正在和同学们热烈地憧憬着未来，谈论着参军参干后的美好前途时，母亲和哥哥从家里赶来学校。
母亲神情紧张地唤他：“有娃，你来，妈给你说句话。”
张有耀赶忙跑到母亲跟前。
母亲说：“家里有点紧事，我给你们老师说了，咱回。”
张有耀半信半疑，跟着母亲和哥哥走出校门，来到县城一个乡党家里。乡党家门口停着一辆老式大轱辘轿车，他一看不对头，扭身想跑回学校去。可是迟了，乡党一家帮助母亲和哥哥捆住了他的手脚，抬上轿车，走上了回家的路。张有耀哭，闹，双脚狠劲地踢，但是无济于事。
第二天，学校参军参干出发的队伍里没有了张有耀。那时候参军参干是一种要求政治进步的表示，反之则是思想落后。张有耀觉得再无脸踏进校门，便辍学了。于是，他今生的学历便只是那没有拿到毕业证的初中肄业。
一年后，张有耀再次报名参加了工作，被分配在乡政府当干部。后来又被调任区政府文书，直至县委办公室做了机要秘书。在共和国最初那火红的年代里，张有耀度过了一段春风得意的好时光。
1957年，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政治寒流席卷全国。张有耀只是个工农干部，算不上知识分子。鸣放时工作忙得团团转没有顾上贴大字报，反击右派猖狂进攻本来没有他的事。不料县委机关一位文化知识水平较高的人被揭露出右派言论，后来果真就被划为右派分子。就在大家纷纷揭发这个人问题的时候，有人找到张有耀，说是跟这个人接触过的所有人几乎都揭发出了他的反动言论，你怎么一个字也没有揭发出来？张有耀生性耿直，说：“我没有听到人家说啥反动话，总不能捏造呀？”说得找他谈话的人灰溜溜去了。
不久，有人揭发张有耀曾经跟那个人在房子里嘀咕了大半天。党组织派人正式跟张有耀谈话，说你入党还在预备期内，现在党考验你的时候到了。你要是揭发了右派的反动言论，就说明你是站在党的一边，跟党一条心。否则，你就是跟阶级敌人同流合污！张有耀还是那句话：“人家真的没说啥反动话，我总不能给人家捏造呀？那种没德性的事我干不出来！
个别谈话无效，进行组织帮助。一连几个晚上，张有耀被一伙人围在办公室里。
“张有耀，你老实说，右派分子都给你说了些啥？”
“我确实没有听见他说过啥，咱不能栽脏害人嘛。”
“谁叫你栽脏了？你态度一点儿都不端正，你钻到右派房子半天，还能啥都没说？”
“我是去他房子清退文件。他借的文件很多，保密文件都及时还了，一般文件就没当回事。我现在看他有问题了，赶紧把他以往借过的文件、材料统统收回来。他这儿放一个，那儿放一本，翻来找去费了时间。总共不过半个小时左右，哪里有半天。”
“半个小时？半个小时要说多少话，你一句都没有揭发！”
“只顾着找文件，哪还顾得上说话？文件找不到，把人急得都不得了。”
“我就不信，找文件用手找又不用嘴，嘴能闲着一句话不说？你哄谁哩嘛，故意包庇就故意包庇，别找借口。这说明你的立场完全跟右派站在了一块儿，也想向党进攻！”
极左思想造就下的这种蛮不讲理的思维逻辑，让你全身上下长满嘴巴也说不清。张有耀似乎不是去清理文件，而是专门去找那个人听反动话的。那个人的嘴巴似乎生来就是专门用做说反动话的，只要一闲下来就得说。只有说了反动话才符合逻辑，没有说就让人不能相信。张有耀觉得跟这些人怎么也说不清白，满脸憋得通红，摔门而去。
张有耀愤而离去被看做是对抗组织对抗运动。第二天，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直冲张有耀而来。接着，又是批判，又是检讨，在大半年的时间里，张有耀没有过过一天安生日子。但是，张有耀始终坚持没有揭发出那个右派分子的一句反动言论。那位同志在多年后提起张有耀，仍然充满着敬意，说，在那种时候，能像张有耀那样不落井下石的人实在不多，这都是德性！张有耀终因出身好，也没有什么右派言论，没有被订为右派分子。但是他却被视为立场不坚定，党员预备期被延长两年，调离县委办公室机要秘书工作，到县报社去当记者。还有不为他所知的是，在档案中被装进材料，作为内部掌握的中右控制使用。
张有耀在《大荔报》工作期间，先是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放卫星大吹牛皮，而后是三年困难农业歉收，遭饥荒饿肚子，然而阶级斗争的弦儿却越绷越紧。张有耀作为记者下去采访，看到的却不是上边吹嘘的大好形势，因而总写不出让领导满意的新闻稿。
那年，报社派张有耀到澄城炼铁工地常驻采访，去搞大炼钢铁的专题报道。他到炼铁工地后，看到的不是用矿石矿砂炼铁，而是把本来就是铁东西的锅、锤、钎，甚至小铁钉等，砸烂捣碎塞进土炉子里再熔成生铁坯子。他想，这不是糟踏人么？好好能用的东西硬弄成铁疙瘩，练来练去还是那么多，不增加还要比原来的少？工地上人山人海，一个个土炼铁炉前火光冲天，一棵棵成材的树木被拦腰砍成几截塞进炉子里。这种劳民伤财的举动让他哭笑不得。张有耀觉得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写，两个多月里没有送回报社一篇稿子。报社领导认为张有耀对大炼钢铁有抵触情绪，调回报社另派记者常驻炼铁工地。
又一年夏收过后，报社听县委领导表扬安仁公社一个大队超卖公购粮5万斤，派张有耀去采访这个先进典型。张有耀去了安仁公社，见到了这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当他说明来意后，这位大队支书“噗”地把一口饭喷了出来，说：“吹哩，那净是胡吹哩！堵到公社整整一天咧，你不胡吹，就不叫你回来吃饭……”
“那你们现在到底能交多少？”张有耀不甘心就此结束这次奉命采访。
大队支书说：“给你说实话，社员连吃的口粮都不够，哪里还有5万斤粮超卖？我们连一斤都没交哩！”
张有耀回到报社只好实话实说。报社领导不相信，说：“县委表扬过的典型怎么能是假的？”
张有耀说：“大队支书说那是公社逼的，不说不让回家吃饭。”
报社领导说：“那他到底说没有说要超卖5万斤公购粮？”
张有耀说：“说了。”
报社领导说：“只要他说了要超卖，咱就敢报道。报道之后他再不卖，看他给县委怎么说。”
张有耀说：“社员连吃的口粮都不够，公购粮任务不完成那是没办法，哪里还有粮食超卖！”
“你……你这是攻击农民不愿交公购粮，跟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个腔调！”报社领导勃然大怒，痛斥说，“张有耀，你要好好注意你的立场，不要老是跟大好形势唱反调！”
张有耀在编缉部坐班时，编发过一篇题目为《爱自由的竹子》的小寓言。后来抓阶级斗争，有人说那篇寓言是在影射现实，攻击没有自由。一查作者是两宜镇一个地主的儿子，于是张有耀便被指责为“和阶级敌人同流合污”。
不久，报社开展树红旗拔白旗运动，张有耀被插上了“白旗”。批判会上，他被揭发出有十多条“罪状”。除了上述几条外，他人高马大，吃得多，说了句“一天总是吃不够” 的大实话，被认为是“攻击食堂化”；支部安排大扫除，他因事没有赶上参加，被认为是“对抗党的领导”；他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踽踽独行，沉默寡言，被说成是“对党有抵触情绪”；他被批判后从县委调到报社，到县委院子去得少了，也被说成是“跟党离心离德”……
一个二十四五岁的热血青年，对党一腔忠诚，却被如此折磨来折磨去，大小批判会上了15次。最终，张有耀的党员预备期被彻底取消，还有一个18年后才知道的行政记大过处分。
张有耀怎么也想不通。他悲恸欲绝地痛哭了整整一个晚上后，分别向党支部书记、组织部长、县委书记各写了一封啼血般的信，请求组织给他一个最后的考验机会，把他留在党内。然而，他那被称之为“鳄鱼般的眼泪”没有感动任何人。张有耀的心一下子凉透了。
这便是张有耀那不堪回首的青年时代。极左路线在他身上打下的烙印，深深地刻在了他的心里，铸就了他跟那种毫无人性的可恶行径水火不相容的人生准则。
二
1962年春季的一天，张有耀拉着架子车，车上放着他的被褥、装书籍的纸箱等在单位工作的全部家当，步行80多里土路，回到了他的家乡，黄河岸边上的雷北村。
春节过后国家发出号召，动员干部职工下放农村劳动，减轻城市负担为国分忧。张有耀跟县里所有的机关干部一样，动员大会之后不管是不是出自内心的自愿，都写出了信誓旦旦的大红申请。最终张有耀被批准了。尽管召开了热烈隆重的欢送仪式，胸前戴着大红花，但是人们心里都很明白：被下放者都是在单位里吃不开的，领导早就想让这些人滚蛋。张有耀自知在劫难逃，也就没有多少怨言。他甚至十分天真地想着，天生我材必有用，与其窝里窝囊在单位干着，还不如到另一条战线上去施展自己的才能。他卖掉了自己的自行车，买了辆架子车，准备回到家乡好好大干一场呢！
张有耀一路上都没有感到困乏无力，可是走到村口那棵粗壮的皂角树下时，顿时浑身觉得像散了架似的，双脚越来越迈不动步了。往常星期天和节假日，张有耀都是骑着自行车，割块肉，买点菜，进了村大叔、二婶满街巷打招呼。家里出了这么个在县上干事的，一家人都觉得在村人面前特别光彩。张有耀也常常自我感觉良好，总怕乡亲四邻们说他有架子，见了人便格外热情。而今他却是个被开销回来的“下放干部”，从今往后要跟村里人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辈子都在土里刨食。他怎么面对乡亲们那一双双疑虑的目光，怎么向他们解释这究竟是怎样一回事？
然而，家还是要回的，村还是要进的。张有耀硬着头皮，挺
直了腰杆，在一街两行投来的诧异目光中，脸上堆着做作出来的笑，嘴里木讷着问候的话，心里淌着苦涩的泪，走进了家门。
架子车停放在院子里供奉土地爷的小照壁前，张有耀的妻子贺青丽听见响动走出二门感到奇怪：“今个儿不星期咋回来咧？还给谁家捎的东西？”
张有耀佯装收拾架子车上的东西，没有敢抬眼，说：“回来咧，再也不去了……”声音酸楚楚的，说完竟红了眼眶……
张有耀回到村子半年后的一天晚上，月色清冷，凉风袭人。黄河滩上，一个专门看护庄稼的庵棚里，一阵阵二胡秦腔音乐，伴随着深沉有力的黄河咆哮声，在空旷的田野上传得很远很远……
庵棚内，张有耀独自盘腿而坐，略呈倾斜状的脑袋瓜一会儿摇摇晃晃，一会儿静神凝思，似乎完全陶醉在10根手指创造出来的艺术境界里。
张有耀自小喜爱粗犷豪放的秦腔戏，常常不请自到加入农村自乐班行列。他不仅能够担当乐队指挥那样的打板角色，而且特别擅长二胡演奏。一把二胡时常不离身，饲养室、巷道里，既对着热心的听众来一段，也独自一人自我欣赏。从县里回家后，他把自己的喜怒哀乐似乎全都寄托在了二胡上。生产队派他到黄河滩上来看庄稼，他也带着二胡，独自一人一拉就是大半个晚上。悠扬的二胡乐曲如诉如泣，他内心那种无法对人诉说的懊恼和不甘就此碌碌无为生活下去的痛苦，伴随着二胡乐曲悄然飘散于茫茫夜空之中。
“哟，有你这样看庄稼的？分明是给人说你在庵子里坐着没出来，让人家放心大胆地偷！”不知什么时候大队会计走了进来，一边笑着一边说。
张有耀停下二胡，奇怪地问：“黑天黑夜的这么晚了，你跑来干啥？该不是也想偷？”
大队会计依然笑着说：“我要偷还来跟你打招呼？怕你抓不住个大贼？我是奉了工作组命令，专门请你回去开会的。快把你那二胡收拾起来，庄稼看不成了，回走！”
“开会，叫我开啥会？大队规定我们看庄稼的可以不开会么？”
“今天晚上这会，你可是非参加不可。”
“怎么，非要我参加？莫非庄稼没看好，要我交待？反正我自己没偷就对了。”
“看你说的，咋光往坏处想？今天晚上是好事。”
“好事，我能有好事？好事早就跟我划清界线了。到底是啥事？”
“你到会上就知道了。快点，社员都到齐了，就等着你唱戏哩？”
大队会计一路上始终没有告诉张有耀是什么事儿，径直领他来到大队召开群众会的三元宫祠堂，这里如今是大队小学所在地。会场上果然已经黑压压坐满了人，浓烈的旱烟雾弥散在空中，呛得一个个咳嗽吐痰连声不断。张有耀前脚刚跨进门槛，大伙儿便一齐鼓掌，大声喊道：“这就对了，有耀干！”
工作组同志请张有耀到前边去，然后宣布说：“现在咱们欢迎新当选的大队长张有耀同志讲话！”
又一阵热烈的掌声。
张有耀压根儿没有想到会是这种事儿，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刹那间，他那个要在另一条战线上干一番事业的念头和雄心突然被群众的热情唤醒了。好长时间里，他总是被领导敲打来敲打去，动不动就被拉上批判会，似乎他已经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落后分子。今天，家乡的乡亲父老竟这般器重他，把他推上全村主事人的位置，他不能推辞也不愿意推辞。他也没有顾得上仔细掂量大队长这样一副担子究竟有多么重，便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下来，说：“那好，我就和大家一起干吧。”
没有闪烁其辞的就职演说，没有气吞山河的豪言壮语，一句朴朴实实的农民话，张有耀把自己套进了雷北这辆牛车，开始了永不停息的奋斗和拼搏……
解放10多年后的雷北，依然是一贫如洗。全大队的集体家底除了十几间破破烂烂的饲养室外，剩下的就是被称之为集体半个家当的50多头牲口。其中一半以上不能使役，只能做为集体财产的象征白白养起来；有三分之一需要“特级护理”，卧下去不抬站立不起来。饲养室一年到头买不起点灯的油，饲养员只能借着蒿草拧成的火绳亮光，把定量供应少得可怜的料草搅拌在牛槽里。当然，老祖宗留下来的数千亩土地也应属于集体所有，但是似乎不能归之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积累。
人民公社的向阳花们更是穷得可怜，人们整天为着饥肠辘辘的肚子发愁。每年，生产队按照规定分给每人2斤棉花。女人们舍不得装进一家老小的破棉衣里，全都用来起五更睡半夜地搓成捻子纺成线，再织成土布。土布被男人们拿了去，晓行夜宿三五天背到人烟稀少的黄龙山，跟山民们讨价还价，换回一点儿包谷来让全家人糊口。20世纪60年代，人们似乎又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所描绘的1匹布=5只羊那样的原始商品交换时代。
每到庄稼快要成熟的季节，天一黑便有无数黑影儿蜷伏在田地里。青豌豆，嫩豆子，玉米棒子，谷子粒儿……全是偷窃的对象。那时候，整个中国农村几乎都是这种状况，有一首普遍流传的民谣说：“偷一斗，红旗手；偷一石，是模范；不偷不逮，饿死活该！”偷盗集体庄稼，在崇尚传统道德观念的中国农民眼里已不再是耻辱。张有耀常常与偷庄稼的社员迎面相撞，却好像自己做了贼似地慌忙躲开了去。“有耀大队长是个好人！”雷北人对张有耀留下了第一个深刻印象。
生产队的劳动日值只有1角钱左右，全大队80％以上的户是超支欠款户，20％可以分到三五十元钱的户，年终也只能拿到一张纸条儿。这种穷困潦倒的社会主义啊，人们哪还有信心干下去？一天三晌，队长铃一打，社员们磨磨蹭蹭地上了工，干不了几下，又都坐在地上不动了，队长十声八声喊不起来。一个个菜青色的脸上，满是忧愁，满是失望……
跟张有耀一前一后上台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张俊直眉头整天愁成个疙瘩，见了人连话都懒得说。一天，他诉苦般地对他的搭裆说：“有耀，这明明是让咱坐萝卜，哪里是抬举咱当干部呢？我是党员，得服从组织决定，不干不得行，你咋也揽这个烂瓷器？”
不当家不知当家难，张有耀已经深深地感觉到了要收拾雷北这个烂摊子，实在是不容易！但是他又想，再难的事总得有人干，大家都不干，又该咋办？他对党支部书记说：“群众信任咱，咱就试火着干。只要一心想着为群众谋利益，我就不信想不出好办法。”
张俊直直摇头，说：“能有啥好办法？真要是能干，人家也不会一齐都躺倒了让咱干。反正我是拿不出啥办法，就看你的了。”
张有耀说：“他们干不了不能说明咱也干不了。我看咱们现在就一门心思抓两件事：一个是先给集体挣点钱，这么大个摊子，没一分钱还能弄成事？再一个是让群众的肚子少挨点饿，不敢说人人都能吃饱，至少不要饿死人。群众整天遭饥荒，哪有心思搞生产？”
张俊直说：“这两样都是大事，你就给咱好好动动脑筋。有啥好主意，言传一声咱就干，别的事不要你管。”
张有耀说：“我这几天正寻了个挣钱的事，去二三十个劳力，干一个月，弄几百元回来没问题。”
“真的？”张俊直脸上一下子有了喜色。
三
烈日当空，酷暑炙人。国营大荔农场的田地上，雷北大队的24名精壮劳力挥汗如雨地开挖排碱渠。张有耀光着膀子，全身上下只穿一条大裤衩子，黝黑的皮肉在阳光下淌着亮晶晶的汗水，脸颊被泥土抹得五麻六道。让人很难相信，眼前这位完完全全的农民，一年多以前还是个在县委机关耍笔杆子的国家干部。
“张有耀，好领导，半截裤子不穿袄。”有人大声说着快板，把大家的目光全都吸引了过去。一阵爽朗的笑声，驱散了和着汗水的疲劳，活跃了工地上的气氛。
张有耀托在县上工作时的同事，为雷北大队找到这么个挣钱的门路。农场按土方付给报酬，每立方8角钱，半斤粮。粮作为工地补助，每人每天约有一斤多白面，很具有诱惑力。钱全部归集体，生产队记给工分。张有耀集合了全大队最精壮的劳力，吃在工地，睡在一个饿蚊成群的空羊圈里，天不明上工，晚上加班到半夜。可惜工程量不大，只干了一个月零4天就完工了，为集体挣回现金800多元。工队返回雷北那天，人们像迎接凯旋归来的战士那样，站在村头个个喜笑颜开。
秋天，黄河在一场洪水之后主航道东移，在靠近雷北的西岸甩下300多亩滩地。张有耀问上了年纪的人滩地能不能种？老人们说得很含蓄，也很婉转：种滩不是不行，有了那点水是“滩”，没了那点水是“难”。种，在人；收，在天。张有耀跟大队支书张俊直商量，张俊直说，那是黑地，谁种谁挨挫。让上边知道了，抓你个资本主义，打的粮食没收了去，连种子都白贴赔进去了。张有耀说，咱悄悄种着，不往上边报，收回来的粮食偷偷分了，不上账。咱村上的人不往外说，谁知道？张俊直说，瞒产私分，那才不得了。到时候都能把咱弄进监狱去！张有耀说，顾不得那么多了，眼看着就要饿死人。只要能多弄点粮食，救了全村人的命，坐监狱就去坐监狱。真要有那么一天，你就说是我这个大队长硬要这么弄，你挡不住。张俊直说，说那是个啥话！要干咱就干，出了事是咱集体研究决定的，爱咋办咋办。
张有耀带着数十名精壮劳力冲进黄河滩。此时早霜已经落下，深秋时分的风带着阵阵寒意。地软泥滑，牲口进不了地，光那十多道水没膝盖的耩沟就无法过得去。张有耀把裤子挽到大腿根儿，第一个跳下去，一道又一道地趟了过去。社员们把牛放在岸边紧随其后，绊绳搭在肩上，两腿陷进泥里，水里泡，泥里和，种下“猴上杆”，即小麦和豌豆混种。整整六天，张有耀双手没有离开过楼辕，肩膀上磨出了紫红的血痂，脚板被泥水泡得发白。
第二年6月，黄河水又漫上滩地，眼看着要把即将收获到手的“猴上杆”吞没了去。张有耀急了，带领全大队男女老少一齐出动，越过10多米宽齐腰深的耩沟河水，硬是一根扁担两条绳子，突击三天三夜，把25,000多斤麦子和豌豆连杆带叶抢收了回来。
25,000多斤，这在当时是一个多么鼓舞人心的数字啊！全大队人均分到手50多斤，饿得猴急了的雷北人流出了感激的泪水。
黄河滩上的“黑”地，雷北大队连续种了三年。正是那个到处都在饿死人的大饥荒年月，每年两三万斤口粮标准以外的粮食，救了雷北一村人的命。
人们对大队长张有耀刮目相看。
张有耀当干部“严”字当头，从自己做起。生产队的麦草牛要吃，人也想拿回去烧火做饭。张有耀在干部会上宣布：谁要再从集体的麦草垛上拿麦草，处罚！第二天天刚朦朦亮，他远远看见有两个人提着麦草往回走，赶上去一看，又悔又恼。原来是他和支书张俊直家的孩子，他们俩昨天晚上回家迟了，没有来得及给家里人叮咛这件事。这时，上工的人围了一大堆。队长打圆场说：“不知不为怪嘛，下不为例。”他却挡住不让走，在身上掏了掏没有钱，硬是从旁人手里借钱当众交了罚款。从此以后，到麦秸堆跟前去的只有生产队饲养员。
为了解决群众烧火问题，张有耀拿出自己仅剩下的百十来元退职金，赶上村里那辆破大车，来回风餐露宿四五天，从澄城煤矿拉回了一车煤分给大家。当家家户户烟囱上袅袅炊烟升起的时候，张有耀却因为路途劳累受寒发起高烧，在炕上昏睡了整整三天……
解决群众生活问题，关键还是要发展生产。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全大队统一改旱厕为水茅，放畅猪改养圈猪。张有耀亲自担大粪，臭烘烘的两个大桶，一担就是十天半月。拉圈肥，再把垫圈土拉到各家门前，张有耀拉着他那辆架子车一年到头不歇肩。往地里运粪，脊梁杆像刀子似的牲口套不到辕里，只好人来拉。张有耀像一头大牲口似地驾着大车辕，十多个人套上去，拉梢的，扯闸的，扭成一股劲，齐步向前走……
上工一窝蜂，干活“大呼隆”，这是集体生产中存在的一大弊病。张有耀背着干粮，来到以搞质量定额工分而被称之为“杨谈经验”的诞生地山西省曲沃县杨谈大队。“杨谈经验”实行政治、技术、管理三结合，重管理，重技术。在那个年代里，为医治“大锅饭”的痼疾，不失为一良药。张有耀在杨谈大队住了半个月，跟杨谈大队党支部书记、全国劳动模范王德合、大队长柴彦荣交谈了好多次，抄录了一厚叠子经验和具体做法，被王德合称赞为“第一个认真学杨谈的人”。雷北大队扎扎实实推广“杨谈经验”，结合当地实际制订出了一整套详细而明确的管理制度，名曰《政治、生产、管理十二条》。譬如犁地，每亩多少工分，达到多深多少工分，深度不够扣多少；锄地每亩多少工分，锄多深、草锄到多么净多少工分，草锄不净又该扣多少等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全大队田间作业水平因此而显著提高，庄稼长得和别的大队有所不同，公社在雷北大队召开了现场观摩会。
有播种就会有收获。1965年，雷北大队小麦亩产由长期以来的200来斤提高到360斤，棉花亩产由40多斤提高到82斤，自人民公社化后第一次超卖爱国粮2.3万斤。
雷北群众在新的领导班子身上看到了希望。
四
可惜不久，雷北人的希望又一次被人为的灾难粉碎了。
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开始，远离县城的雷北大队基本上还是平静的一池湖水。有几个也想蹦达一下的人刚有了点动作，立即就被怀有正义感的雷北群众遏止了回去。
那是一个秋日的中午，新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第一次公开亮相。他们把张有耀传唤到会，命令他站在台前中间。
“张有耀，你老实交待。为什么让反革命分子给队里放羊？为什么让地主狗崽子赶大车？为什么把富裕中农安排进饲养室？你的阶级立场站到哪一边去了！”
张有耀说：“没有规定说不准反革命分子放羊，不准富裕中农当饲养员，不准地主儿子赶大车。人家都干得好好的，没见有啥破坏活动喀。”
“你胡说！这样说你还有理了？那黄河滩上种黑地，瞒产私分是不是你干的？”
张有耀承认说：“那是我干的。”
“打倒张有耀！”有人领呼口号。
“打倒张有耀。”响应者寥寥无几，声音也显得有气无力。
“张有耀打不倒！”张有耀扬起头，抬起脸，神情似若无其事。
大家不由得都愣住了，半天没有人吭声。几个红卫兵头头恼羞成怒，有人走上前准备端正一下“走资派”的态度。正在这时，从会场里走出一个人。只见他怒目圆睁，黑着脸，几步跨到会场前台中央，面对张有耀吼道：“他妈的！你下了那么大的苦，为全村人把心都操扎了，看谁狗日的敢批判你！”
原来是村上的杀猪匠许李科老汉。他无视会场纪律，拉着张有耀就走，回过头还说：“你把你们没看看都是些啥东西，还寻人家有娃（张有耀小名）的事？要没人家领着干，早把你们饿死个球了！”说完，扯着张有耀扬长而去。
几百人的会场登时凉了，连出气的声音都听得见。或许是邪气终归压不了正气，红卫兵们没有一个人再敢吭声。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在雷北大队刚刚燃起，就被浇上了一瓢凉水。
雷北大队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然而，“文化大革命”毕竟是一场全国性的大灾难。县里两大派斗得难分难解，继而武斗风兴起，相互间又打得一塌糊涂。许多张有耀过去的同事弄到一官半职者，此时全都成了“革命对象”。他们招架不住造反派的冲击，纷纷跑到风平浪静的雷北大队找张有耀“避难”，其中不乏过去批判张有耀的积极分子。张有耀来者不拒，一一把他们安排在可靠户家里，管住管吃，妥善给以保护。没有不漏风的墙，县里的造反派得知雷北大队窝藏着一批“走资派”，便派武斗队前来捉拿，特别指名要把窝藏“走资派”的罪魁祸首张有耀缉拿归案。头天晚上张有耀得知了消息，急忙通知分散在各家各户的同志迅速转移到安全地方，然后自己正准备逃走时武斗队进了村。
杀气腾腾的武斗队像日本鬼子进村似地挨门挨户搜查，搞得鸡飞狗跳墙，却没有抓到一个“走资派”。最后，武斗队来到张有耀家，同样翻箱倒柜搜查了一阵子，却不见张有耀的踪影儿。
“说，张有耀到哪儿去了！”武斗队的人枪口指着跪在地上的张有耀母亲，凶神恶煞般威胁说。
老人吓得全身稀软，但是头脑却十分清楚，说：“出门好几天了，我也不知道去哪儿了。他要是一回来，我让他赶紧找你们去。”为了表示“真诚”，老人拿出一家人舍不得吃的干馍片，揭开比油还值钱的水缸盖，让这些家伙们狼吞虎咽饱餐了一顿。
武斗队临走时，又在屋里屋外搜查了一遍。在后院的红薯窖边，几个人揭开盖子看了半天，然后对着黑乎乎的窖底“叭叭”放了几枪。老人一下子瘫在地上。原来，张有耀的妻子贺青丽就藏在红薯窖里。多亏她躲在窖里的侧洞，才幸免于难。
这一天，张有耀就在雷北村，靠着几户人家巧妙地掩护才逃脱了魔爪。此后，捉拿张有耀的武斗队隔三岔五朝雷北闯。张有耀实在在村里呆不下去了，只好只身逃走。
这一走就是七个多月，渭南，西安，还有山西四处流浪。
6月，与雷北隔河相望的山西永济。张有耀顶着烈日的炙烤，远远望着家乡的土地，在黄河岸边徘徊：村里的夏收进行得咋样了？龙口夺食哩，马虎不得啊！他的心像被晒干踩碎的一束枯草，牵挂着集体的生产和社员的生活。沙滩被踩出一条清晰的小道。
8月，张有耀在西安，想碰上又怕碰上家乡的熟人，只好人托人打听：村里的秋及时种上没？长得旺实不？
9月，张有耀再也憋不住了，萍踪浪迹7个多月后偷偷地潜回雷北。他蹲在稀拉拉的谷子地里，看着老鼠尾巴似的谷穗，抑制不住满腔的愤懑：这是搞啥名堂哩，还让人吃饭不吃饭！
村里老老少少听说张有耀回来了，悄悄提着鸡蛋、煎饼来看他，手握在一起，泪流在一起。大家诉说村里的情况，领导班子瘫痪了，生产没人管，整天闹“革命”的人不给队里挣一分钱，还要照常记工分……熬煎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张有耀也不知道这场“乱子”能闹到啥时才能结束，只好陪着大家唉声叹气。
1969年，雷北大队革命委员会成立，张有耀又被推选为革委会主任。此时，跟他刚担任大队长时的1962年相比，集体的家底还是那些破烂不堪的饲养室，还是那些一阵风就能吹倒的牲口。生产队劳动日值还是一角多钱，群众还是饥一顿饱一顿在饥饿线上挣扎。惟一与过去不同的是，这年年底全大队集体帐本上的现金余额有了1.8元钱。
1元8角，人民公社化后10年，集体经济的积累竟是这样一个令人可怜而又可笑的数字！按说，此时人们就应当对人民公社这座金桥产生怀疑。然而没有也不敢怀疑，他们依然相信那充满理想色彩的真理学说，幻想着通过集体化的必由之路，步入美好的共产主义明天！一向对党忠诚不二的张有耀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尽管他受到过那么多不公正的对待，遭受过那么大的打击，但是他还是坚定地认为：跟共产党走没有错，听毛主席的话不会错。
五
1969年初的一天，县委通讯干事孙国植来到雷北大队。
雷北大队是孙国植常来常往的地方。孙国植到雷北大队不是采访，雷北大队没有什么先进事迹可报道，此前雷北大队从来没有上过报纸。孙国植是来看望过去的老同事老朋友张有耀。张有耀曾经是县报社最有才气的编辑记者，1962年下放劳动支援农业丢了“铁饭碗”，多年后大家一提说起来都为之惋惜。因此，孙国植常常借下乡采访之机，绕道儿来到雷北大队，跟张有耀闲聊一番，也算是给老朋友一点儿精神安慰。这天，孙国植骑着自行车进了雷北村，走不多远被一块黑板报上的题目吸引住了。通讯干事的敏感使孙国植不由自主停下车子，把黑板报上的文章看了一遍。题为《赞舍不得精神》的文章原来是篇小评论，说的是一位名叫张忙成的老汉，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但是当生产队一户人家的老人有了病没钱看的时候，张忙成却拿出了60元钱送去，帮助老人治好了病。文章最后说：“张忙成老汉在自己的生活上这也舍不得那也舍不得，但是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却一下子舍得了。这种舍不得又舍得的精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学习……”孙国植为这篇言之有物论之有据的思想教育文章暗自叫好。他重新骑上自行车，走了没多远，又有一块黑板报，上边的文章从题目到内容、形式跟刚才看到的相仿佛，叫做《评不言不传的好媳妇》。再走了走，还有《评谷地上粪》、《赞寸草铡三刀》等。孙国植想，这一定是张有耀的杰作。
果不其然。在张有耀家，孙国植一见面就说：“你给黑板报写的那些东西还很有点水平，不俗气，又切合实际。”
“你说那，咳……”张有耀搔了搔头皮，傻傻地笑了笑，说，“村里人做了好事，你不说他不说就没人知道。做好事的人就没了信心，没做好事的跟做了好事的差不多。用这个办法把做好事的人表扬表扬，给扬扬名，鼓励和号召大家都来做好事。这还不是和咱们过去办报一样，起个宣传鼓动的作用。”
“噢，你这是在办《雷北报》！不错，不错。要是每个大队都这样搞，思想工作就活了。”
“瞎胡碰，不一定做得对。照你这样一说，我心里倒有了底儿，咱们有这一点儿文化，今后把它坚持搞下去。”
“你好好搞，我回去把这事给宣传部领导汇报一下，写篇稿子报道报道。真要是省报能登出来，你们雷北就有名了。”
“不行，不行。我们雷北能上报？只要不挨批判就是好的。你还不知道张有耀，黑斑头，黑锅底背一辈子咧！”
“嘿！话不能这样说。你受的那份冤屈谁不知道？最近《红旗》杂志有一篇文章，叫《小评论威力大》。电台广播了，《人民日报》也登了。我看你们这就是小评论嘛！刚好，说不定我这篇稿子还挺有份量呢！”
“唉，大队穷得订不起报，我看报纸的瘾都没了。农村穷成这样子，真是没想到哇……”
孙国植本来是想要安慰和鼓励一番老朋友的，不料却勾起了张有耀的痛苦，顿时很有点不安。两个人相对无言，闷着头坐了一阵子。
孙国植离开雷北的时候，把黑板报上的内容抄在了小本本上。回到县委，汇报给了宣传部长。正好中共渭南地委副书记师谦到大荔县检查工作，听取县委汇报首先当然关心的是革命搞得怎么样。参加汇报的宣传部长把孙国植在雷北看到的黑板报讲说了一遍，当然也是紧跟形势添盐加醋说成是全大队开展了群众性的小评论活动，有认识、有做法、有效果。地委副书记立即对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当即做出指示：“很好嘛！这不就是最好的典型。县委要召开现场会，推广雷北小评论的经验。先派得力干部去，帮助雷北大队好好总结一下。抓到一个好典型很不容易，不要轻易放过。随后地委也要考虑，如何把雷北的小评论推向全地区，推动政治思想工作深入开展……”
一向冷落的雷北大队顿时热闹起来。
先是大荔县“小评论现场会”在雷北大队隆重召开。全县三级干部齐集于县境东北角，与澄城、合阳三县交界的这个偏僻村庄。经县委事先派出的得力干部一番“指导”，黑板报块数成倍成倍增加，村内角角落落随处可见。评论的内容从小是小非的低层次升华到大是大非的新高度，文章的逻辑结构和语言修辞也达到高水平。参加现场会的县、社、队干部们直看得眼花缭乱，不敢对这个黄河岸边的小村子人低眼小看了。
接着，渭南地区召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集体和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雷北大队的代表荣耀地登台发言，介绍他们的先进经验，捧回了大红绸子缠绕的玻璃镜框子奖状。
又接着，《陕西日报》头版头条刊登出介绍雷北大队开展小评论活动的大块头文章，粗体大字标题赫然在目：《革命大批判是个宝，为革命种田离不了》。其中说到雷北人认识的高度、深度、广度，让雷北人自己看了既觉得脸红，又不知所云。
雷北大队骤然间如同一颗腾空而起的人造地球卫星，在不到半年时间罢，以一种高大无比的形象驰名全省，光灿夺目。
雷北村最早的驰名起家，就是这么一个并非张有耀们所能左右的过程。跟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先进典型一样，令人啼笑皆非。如果说雷北的小评论愚弄了大家，那么首先被愚弄的则是雷北人自己。